在针对“华人性”（Chineseness）的指控中，最为常见的当属其不利于国族建构、国性养成，以及国家的和谐、团结、稳定等。易言之，华人性乃颠覆、阻挠、破坏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之实现的“政治不正确”因素，所以应当被摒弃。由于华文教育乃华人性之关键资源、血脉或堡垒，因而反华人性者，通常也会反华教，或对其抱著狐疑、保留的态度。
坦白说，华人性有那么大的负能量吗？我想是有点夸大了。如此文化决定论，根本就是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和症结，简单化为文化性质、认同、表现等问题，尤其是少数者之文化“包袱”所导致的问题。实际上，若如此文化决定论能够成立，那多数者的文化性质、认同及表现，恐怕也是麻烦的根源之一，然人们却总是拿少数者开刀，斥其不懂得“让步”或“放下”，结果衍生紧张和摩擦。总之，一切先怪罪少数者，如此心态，不外“柿子挑软的吃”。
我并不是说文化没有一定的政治作用，惟却不认为它的差异、多元，甚至矛盾乃决定性的，因这毕竟太低估人类的适应性和创造力了。不同文化背景者相处之际，只要彼此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层面不是鼓励敌对、排他、异化，那于日常生活所需之下，和谐共存，乃至渐趋融合亦非稀罕之事。相反的，若有人刻意营造、渲染、挑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排他和对立，就算同文化背景者，也会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甚至引发政治动荡。
是以，把当下的政治或社会之疑难杂症，皆笼统地归咎于少数者的文化取向和体制，如教育、宗教、风俗、语言等，诚乃极欠公道的，若不是出于偏见和歧视，亦是误解或草率。殊不知，当某类少数者沦为国家和社会之“不圆满”现状的替罪羔羊之后，依同样的逻辑，接下来会是另一类少数者，再接下来又是另一类少数者，到最后将是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完成，最经典的例子便是苏俄共产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社会整合工程。
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便是当权者，包括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社会之“善”或“终极目标”的高度“自觉”和“信仰”，甚至可不惜为之牺牲个体选择“不同”的权利。如此当权者甚至会以“救世主”的高姿态来铲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如消灭方言和宗教异端。若恪守华人性有助于预防或牵制极权主义似是而非的“善”和“大同”的话，那可是一项大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