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目睹香港人上街抗议特首选举,顿时觉得纵使处于欠民主社会,但港人的“恐惧指数”似乎也不是很高,一般人显然越来越敢于表达不满,狠批执政当局。当然,面对“山水相连”的北方“祖国”,不少港人总有一定的被并吞或淹没的危机感,然这似乎不影响,乃至更加激发了人们严厉监督、批评、责求港当局的情绪。
相对于其他上街没那么自由,除了官方条件多多,还得准备吃棍子、蹲监牢、遭记过,甚至被暴民闹场和痛殴的所谓民主国家之人民,港人不仅享有更宽广的言论表达空间,连公共政治行动空间也比较宽敞,颇接近西方社会之“高标准”。或许早前的香港也并非如此,然他们确是有所进步,越来越容许民间自由发声,不会滥施白色恐怖来企图叫人民噤声。相比起来,某些国家在解除恐惧这一点上,根本是严重滞后。
也许,相关国际机构,如国际特赦组织,应不妨给世界各国进行年度恐惧指数调查,并以排行榜公布,这或会有助人们正视恐惧为一种“隐性”暴力的存在,并积极通过国际谴责、制裁、杯葛等行动,迫使施加或纵容恐惧的当权者反省之、纠正之。虽说如此行动未必有效,但好过漠视世界各地因恐惧而惨遭欺凌的众多受害者。
其实,自由主义之权益观原本就极强调人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就该清楚载入文明国家之宪法内,令其制度化为一种公共伦理。可有些国家之政权,不但一贯渲染恐怖,乃至还炮制恐怖来强化民众恐惧心理,再借之合理化本身之揽权,乃至滥权;及面对问责、诉求或改革压力时,则又借恶法和“合法暴力”来扫荡反对者,营造恐怖气压以脱责。
甭多说,经常承受恐惧的社会,乃无法健全发展的——尤其于思想和文化方面。毕竟“危险”或“敏感”的东西,学校不敢教、学界不敢研究、媒体不敢报、文人也不敢说、不敢写,甚至,人们皆根本不敢去面对、想像和思考之,只会委蛇、苟且地逃避、麻木、装傻。长久下去,集体的迟钝、虚假和荒谬,恐怕是必然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