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编辑人协会创会会长朱自存从新加坡寄来1979至2001年剪报资料供参考，或如他所言：“阅东方日报〈总字辈的编协〉一文内情与事实略有出入，寄上资料供参考。”
拙作〈编协所为何事？〉一文，主要回忆担任“小编辑”时期与一般同事对编协的成员属各华文报总字辈的印象，至于后来门户是否开放，会员总人数可以证实之；会长与理事职是否由各华文报“老总”轮流担任改为选举制，亦可以证明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朱氏应对自己创立的编协“今非昔比”发表点评，为在位者起提壶灌顶的作用，不要让变质的情况趋向恶化，失去当初成立编协的崇高宗旨。
朱氏耿耿于怀的“总字辈编协”，情况至今没有改变。从会长诸职到理事都由各报总字辈或副总字辈人物把持，自从“5.28南洋报殇”后，更成为4报垄断集团之物。
朱氏简讯指“70年代早期，南洋与星洲地方通讯员互相指责对方报导失实，弄到两报不好看；他与陈见辛联络共商平息报业内争，只有高级编务人员可以处理而组成编协。”这番话证实编协属于总字辈的组织，朱氏亦举证编协未注册前，各报总编辑每年举行报业研讨会促进编务工作。
为了不要“弄到两报不好看”，当时高居销路第一大报的《南洋商报》总编辑朱自存，可以与《星洲日报》已故总编辑陈见辛为两报利益组成编协，进而扩大到主办“华文报业研讨会”，以及要为报人的专业资料拟定方针。
但进入我的年代，从1990年起，是南洋与星洲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关键时刻，自已参与也感受到对方以恶劣手段攻击南洋为一份“马来人的报纸”，凭著搞种族主义手法使日后自诩“大中华圈”的《星洲》的销路超越《南洋》，成为华文第一大报，从而埋下官商勾结并吞“南洋报业集团”的伏笔。
朱氏任内是《南洋》最稳定与业绩高峰的年代，有同事赞扬朱氏乃“南洋最幸福的总编辑”，仅在1976年1月发生两报业工会南洋分会要求三个月花红另加800令吉奖励金掀起怠工延迟出版事件。
资方对每人800令吉奖励金绝不妥协，报纸越来越迟出版，运到槟城、霹雳、柔佛的报纸已是下午时分，甚至中国总理周恩来1月8日逝世，也没改变延迟出版的情况。
直到1月14日前首相敦拉萨逝世，两工会领导层意见分歧，赞成恢复出版的一方取得优势而化解《南洋》濒临“停刊”的命运。
提起这段往事，祇想说明大马华文报垄断局面已今非昔比，朱氏一并附来《民间》主编潘永强主持的“主题论述”：政党失范，媒体失守的剪报，让我了解朱氏坚定报人的风格依旧，可敬可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