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伊斯兰党PAS（旧称PMIP），可能有不少人会把它与刻板、守旧、食古不化、原教旨主义，甚至是极端主义联想在一起；可事实上，这个政党也有其变与不变的一面，或更准确地说，其基本原则可能变化不大，可其做法、策略，却倒是颇能与时并进的，如近年来提出的全民伊党（PAS Untuk Semua）、全民公正（Keadilan Untuk Semua）或福利国理念等，均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另眼相看。看来，世俗政党如巫统、马华公会，恐也得向其学习，提出全民巫统或什么的。
众皆知，政党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取得政权，以便把其意志贯彻于公共政策上；而在以民意为主的民主国家，要取得政权，就难免得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多数，甚至可能是为了见票眼开，而牺牲其创党原则。比方说，巫统便指责，伊党提出福利国理念，是放弃了伊斯兰国的斗争目标；惟伊党则说，福利国是充实伊斯兰国的手段，也符合《古兰经》的教义。易言之，福利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之一。
有关伊党创党以来的不同阶段的变化，伊党的国会议员Mujahid Yusof Rawa最近出了2本书《朝向新伊党》2011，及《激活伊党》2012，书中把伊党这61年来的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或称为学习曲线，即S曲线。
（一）1951-1982。书中著重讨论AsriMuda（1971-1982任伊党主席）掌权时的基本特征，认为这时期的伊党负有民族包袱（Bebanan Bangsa），较民族主义，对伊斯兰的重视不够，且爱搞小圈子、裙带关系、朋党主义等。1973-77，尚成为国阵的一员。
其实，1982年前的伊党，基本上是个打著挺起宗教，振兴民族口号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政治学者Gordon Means甚至说它是个“泛伊斯兰宗教政治理想驱动的极端马来族群本位政党”（见《大马政治》一书1976版，页226）。大体上言，这时期的伊党，比巫统更民族本位，如反对给予非马来人出生地（Jus Soli）原则的公民资格，要非马来人认可马来人的主人地位。
（二）1982-2010。这是个标榜宗教师领导（Kepimpinan Ulama）的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变化，一方面与AsriMuda的腐败有关，更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尤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大大地激励了伊党的改革动力，甚至在党内产生了伊朗派，惟伊党依然坚持议会斗争，而非伊朗式的革命。
在组织方面，也形成了新的，由15人组成的宗教师协商协会（Majlis Syura Ulama），其领袖则称为精神导师（Mursyidul Am）。
这个并非党员全体选出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权力甚至高于中央代表选举产生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其行政首长为党主席）。这个制度设计，也反映出其受伊朗的影响。
就政策面言，则相对软化了其严格的马来中心主义，而强调，本真的伊斯兰体制，是可以保障非穆斯林的权益与安全的。在Fadzil Noor当主席时（1989-2002），它也给人一种温和伊斯兰的形象。此外，在这时期，不少伊斯兰运动分子，如ABTM（大马伊斯兰青年阵线）的活跃份子，如Fadzil Noor、Hadi Awang等也抱著复兴伊党的抱负加入伊党，终而当上了要职，这些领导，也较前更著重伊斯兰教育活动，以便深化党员的知识与道德修养。
国外伊斯兰政党崛起
（三）2011后的变化。这是个开明派与专业人士更受重视的新阶段。按作者的说法，为了更上一层楼，伊党应朝4个方向深耕，即伊党的国民化；多元族群化；领导层多元包容化；及强化人力资源。
所谓国民化或全民化（Menasionalkan PAS），有几层意思，而不仅仅指从一个地方性政党或族群政党，转身为全国性/全民政党，也包括调整心态与认识，如依据国情，在联邦宪法的框架内运作，不再视联邦宪法为有背教义的世俗宪法，也不再拒唱国歌或拒挥国旗等，也要求伊党从全民的宏观角度来看待课题，如对扶贫政策，应从需求（Keperluan）而非族群的角度来看。
至于多元族群化，其实，早在1980年代，便曾设立华人谘询理事会CCC。依我看，由于非马来人穆斯林占了人口的近7%（其中华人有6万余人），突出多元族群，多样性（Kepelbagaian）与多元领导，应有助于强化伊党的全民化；惟，这也可能引起某种程度的反弹，就如其党内依然有人突出马来人团结的课题，及伊巫会谈的各类是与非。依我看，伊党是可打出多元文化伊斯兰（Multicultural Islam）的口号的。这不但符合大马的国情，也符合教义，如《古兰经》便有言“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中创造你们，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与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第49章，第13节）。这个多元文化伊斯兰的理念，应是很有号召力的。
如何看待这个新方向？我想伊党内有人明确地提出这些该努力的方向，并非偶发的，而有其内外与远近因素。从国内因素看，从巫统/国阵角度看，最好是伊党党一成不变地成为极端的马来村落政党（Parti Kampung），这样巫统便能如释重负，高枕无忧，可伊党则可能式微；因为，大马的居住与职业形态已非往昔，人口也大量流向城镇，若伊党依然以乡区马来下层（有点阶级性）为对象，只能是自我设限，瘦了自己，肥了巫统，实为智者所不为。
从外因来看，土耳其公正与发展党（AkParty）的崛起为执政党，为其他伊斯兰政党，如突尼西亚、摩落哥、埃及、大马等，提供了新模式；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最近的崛起为执政党，甚至为总统，更为伊党注了兴奋剂。
这些政党如Ak Party或埃及的自由与公正党（FJP）能崛起为执政党，走的是温和民主斗争的路线。他们并不强迫人民接受严厉的伊斯兰法，反而著重政治民主空间，自由竞争、经济建设、福利、良好治理、反腐倡廉、全民政党，甚至自我标榜为保守的民主派或伊斯兰民主派，而非急著打造伊斯兰国的激进派等，难免会影响到伊党的政策与纲领，如出台福利国口号与文件，便是与时并进的识时务的一例。
从政党竞争的角度看，若伊党也能朝著埃及的自由与公正党，或土耳其的公正与发展党路线走，突出自由、公正、发展、福利，甚至是打出多元文化伊斯兰的口号，应会冲击到老牌的族基政党如巫统与马华公会。至于伊党的新路向能走多远，就看第13届大选的结果了。说起来，行动党也是在尝试走全民化的路线，不论第13届大选的成绩如何，行动党恐怕还得坚持不懈地走这条（Menasionalkan DAP）的路线；毕竟，华人的人口正在递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