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日引起议论的在吉隆坡寻找适合路段封路，让飙摩哆族狂飙，到之前建议对吉隆坡市中心乐天广场方圆2公里范围内，发送食物和施舍金钱的布施者，罚款150令吉的言论，显示当权者在政策规划上，不只没有远见，更反映出其治理能力，严重的低落。
飙车现象，特别是马来社会的青少年飙摩哆行为，存在已久，过去也曾有部长高官，甚至有王子不久前，建议设赛场，让飙车族在安全及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在场内竞速。这些建议背后，不管是要收编或控制飙车的现象，也等于是将非法赛车合法化，对当局多年来推动道路安全运动，以减少车祸率居高不下的努力，背道而驰。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放纵建议，一旦获得接纳，不只会带动起各地的飙车活动，也可能进一步牵引出更多问题，如隐藏在飙摩哆活动后的帮派、贩毒等行为？
如果进一步从青少年次文化角度来审视飙车现象，就可发现，飙车吸引人的所在，是其刺激及反叛的特性，飙车一族不只可在大道／公路高速行驶、竞速和炫技，更可藉著集体的狂飙，或者械斗、霸凌来获得认同、地位和展现权力。
这可从飙摩哆／车一族过去的猖狂、目无法纪的横行现象，显示出来。因此，当局的这样建议，又能保证会有多少飙车一族，会安份守己的在指定的道路上飙车？
飙车现象及形成，跟社会风气及制度脱离不了关系。尤其当局以维护城市景观，拒绝街上的乞丐、流浪汉、猫狗时，却试图以封路让道给飙车族狂飙，不只是在掩盖执法单位的执法不力，也折射出当权者的一种价值观，只以权力的大小，决定公共空间分配，包括道路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