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因各种因素，而到境外活动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有人甚至推到2000多年，只是，人数较具规模的，恐怕还是13世纪后的事，如元朝时，蒙古政权不仅出兵日本，也曾出兵爪哇，留下了不少中国人。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爪哇便有不少华人。同理，郑和随从也提到马六甲有华人。吉兰丹的布赖村便有500年的历史。
尽管如此，今天谈华族的移民史，主要还是从19世纪说起，特别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比方说，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时，估计有约300-400华侨。到了1817年，也不过是1006人。惟到1860，则升至1万30人。
同理，槟城在1842年时，有华侨9715人，可到了1860年，则跃升至2万8018人。新加坡在1840年时，有1万7179人华侨，到了1860年剧升到5万多人。尽管如此，此加总起来三州府（海峡殖民地）总人数还不到10万人。
到了1890年，三州府与半岛华侨加总起来已有约39万人，到1911年更剧升到45万人，到1941年二战前夕，人数已涨至236万。这个数字变化显示出，华侨人数主要是在19世纪后期才剧增的。主因则可分为推因与拉因。推因是指中国本身在1840年后天灾人祸特别多，如1851-1864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年代的英法联军及1860年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同意开放让中国人合法出境。
易言之，从法律角度看，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前，中国人出海外是非法的。这自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如重农轻商意识形态与担心海外华侨从事反清复明（明朝）的抗清活动。
从拉因的角度看，19世纪是殖民主义高潮期，外加上当时英荷美等也有人搞反奴运动，这增加了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就中国来说，当时人口已达4亿人，人多地少；游民日多也是致成农民起义的结构因素之一。据不完整统计，从1840-1940这期间。中国人有约1000万人出境。其中95％是到南洋，少数到美洲如古巴，有者甚至到南非去。
到美洲者，一般有30％会死在航程中，到南洋的一般也可形容为海上浮动地狱。总之一句话，就是悲惨世界。
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大而言之，19世纪前出国的华侨多被称为唐人、汉人、中国人、华民、华工、华人等，而华侨这个字眼，据知最早出现在1883年，之后很快流行起来。在1898年，日本横滨还出现了一间华侨学校。
“华人”取代“华侨”
华侨顾名思义，是指长期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国民。这用语在1950年代后已逐渐被华人这用语取代；惟自1980年代中国搞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一批颇具规模的新华侨。
旧华侨主要是生存型的移民，而新华侨则较多发展型移民，性质不同。生存型是为了求存，发展型是为了求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故两者的文化水平也不一般。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文，“华”字“繁体字”本是个象形字，状如盛开的花朵，含有高贵之义。在古汉语与日语，华族也有用来指贵族。在古人，华与花还是相通的用语，易言之华族也可说是花族。
就到南洋的华族，主要来自广东与福建两省的特定地区，如广东省的广州、潮洲、嘉应府与惠州府或是福建的南部，如厦门、潮州、嘉应，或者福建省的南部，如厦门、泉州、潮州的永春，福州等，其中又以闽南人居多。
近代华侨出国由于是生存型移民，故以体力劳动者，即华工居绝对多数。这些华工有些是经亲朋好友介绍下南洋，如陈嘉庚；有些是经由契约劳工的形式下南洋如陆佑。所谓契约劳工，也称为苦力或猪仔。有关猪仔用语，据知，最早出现在1839年，林则徐给李鸿章的文件中。后这用语也流行起来，在澳门、香港等地还出现了猪仔馆，专门买卖猪仔。这类契约劳工性质颇复杂，有些是应募受招，有些是受骗上当，甚至有者是被拐带（如非洲黑奴）。
历史地看，猪仔贸易有100多年的历史，惟较具规模的猪仔贸易较盛行于1840-1870年代；之后便有所下降，进入20世纪后已不流行。在1870年代会出现转折，一方面是国际反人口奴隶贸易有关，他方面是清朝政府本身出现政策转变，也就是从禁止中国人出境到转向保护侨民的政策，如设立领事馆，甚至帮助发展教育与商业。
对华社诸多管制
就新马两地而言，在1870年代英殖民政府也不再放任华社，而出台诸多的管制和法规，或是设立更严的出入境检查。这些都或多或少，减少了残酷的猪仔贸易。
就南洋华侨而言，大体上在1900-1950年代这期间，除了少数的峇峇外，多数华侨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侨居在中国境外的侨民。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侨生者亦然。他们在心态上是以中国人自居，也以落叶归根衣锦荣归为荣，直到1950年代后，才出现明显的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认同转型，也就是在政治与国家认同上，不再从中国为认同对象而是转向以土生土长的居留国为认同对象的认同转向。这也是个从华侨向华族转型的变化。
这自有其复杂的时空背景。1900-1950年代大体上可以说，新马华侨史是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份。这期间新马两地华社也兴办了许多新式学校，其课本也来自中国，甚至许多老师也是南来文人。可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华侨自然很易从传统的乡民转型为具有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民族。这是时代的使然。
其实，早在1920年代英殖民政府便察觉到这个变化，而为图加以控制。二战后，英国还有意用共同的公民权方法，塑造各族人民的马来亚意识。1950年代后可会出现本土化转向，自也有其时代使然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中国本土的变化及新马两地的政治变化。
转型为落地生根意识
二次战后，世界兴起了反殖民的大潮流，多数国家都要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大马亦然，特别是马来与非马来左翼民族主义者更是激进的，甚至是战斗性的独立运动人士。
在这个大背景下，英殖民政府不得不寻找保护其利益温和民族主义者来合作，如巫统、马华与印度国大党。而马共的武装斗争也加速了英国人允许马来亚独立的速度。
在1955年7月首次大选中，巫统，马华与国大党三党联盟在52席中，胜选51席，为争取独立立下了谈判基础，而联盟也表明不承认双重国籍。与此同时，在1955年4月举办的万隆亚非拉会议中，中国总理周恩来也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以免引起诸多麻烦，外加上本国华团发起“全国注册华团争取公民权运动”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华侨也加速转型为华族的落地生根的意识。今天的华族虽然执于本族语文与文化，可在政治上已高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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