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众所周知，“活文化遗产”是构成乔治市和马六甲在7年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元素，在这里，除了物质文化遗产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社群、学者、政策决定者等各相关单位不得不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然而，如何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的概念该如何执行，从社群本身至专家学者和决策者，都仿佛仍在五里雾中，没有任何头绪，进而产生误读和误解，在尚未理清头绪之前就陷入争执，各执一词。
在众多争议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物质文化遗产，以“有形”的概念看待“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问题，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误读，即使是长期在相关领域耕耘的专家，也可能无意识陷入此误区而不自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是‘文化’，形态可能不断改变，也会视乎情况做出调整，因此其守护工作绝对绝对不会像古迹一层层保存，比较是希望把现阶段的样貌，尽可能完整记录，因此记录会是第一步。”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研究员，也是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的秘书处成员之一林仕妆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以盂兰盛会庆典为例，她说，庆典每年参与的信徒人数、庆祝地点，甚至连祭品等可能每年都会因应当时的情境产生变化，不可能如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将其“保存”甚至“冻结”在特定的层面做“修复”。
缺乏专家人力资源
在做了记录后，接下来就要做研究分析的工作。只有做研究才知道能够知道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社会里头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它重要吗？它扮演怎样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需要它？通过研究，人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答案，才知道为何此文化需要守护。
在记录和研究后，推广教育也同样重要。“教育这一环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民众知道和看见其重要性，鼓励社群自发保存和永续实践。”
记录-研究-推广这个过程如同程序，这程序必须不断轮回，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重复，然而，这必须耗费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这一点，也构成一定的局限性。
林仕妆承认，在缺乏专家、人力和资源的情况下，相关的工作和努力其实很难看到大格局和面貌，再加上很多机构或个别研究者，无论是在做收集记录、研究分析，或者推广教育的部分，造成很多资料和记录很难真正累积。
乔治市世遗机构其中一个能够做到的努力，即是如同此次办研讨会般，促成一个能够提供讨论、交流、积累和沉淀的平台，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已经成为一项很专门的知识，然而我们在大马很难找到专门处理这个议题的学者，各领域的专家在他们擅长的专业上，有时候也未必意识到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的角度切入。”
在付诸具体行动时面对种种限制，是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工作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理性思考界定发展方向
作为此次研讨会谘询顾问的世遗机构执行总经理洪敏芝博士也提醒，决策者如何选择放进博物馆的东西？由谁去决定放进什么？标准在哪里？都需要和社群讨论和共识。
“最重要的仍得看相关社群的选择，以及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此次参与研讨会的本地学者提出，目前的乔治市，面对因为经济生态环境剧变、老房子易手而导致原居民人口流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工作变得棘手。
就此，林仕妆提出思考和疑问：“我们必须去思考，在老房子的买卖上以政策作出规范和限制，是否真正有助于事情往大家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仅仅是让老居民维持在原地不动，问题就会解决吗？”
她认为，这些种种都需要理性思考、判断和讨论，并非单从上至下的政策强压就可以一刀砍解决。
“说到底，我们处于一个不断变迁的城市，必须意识到这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该如何去界定、去让老屋子有新生命，让乔治市走向新生命？”
“只有大家有意识去思考和界定我们想要什么城市，去理清各自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往对的方向发展。”
带入博物馆展演须斟酌 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社群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另一名研究员吴欣怡指出，无论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保存”工作，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社群，也只能立足于社群，只有当地社会觉得有需要和重要，愿意去实践，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它的存在价值。
“我们一方面需要努力将收集到的资料推广出去，另外一方面要提高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引领社群去思考，我们到底要守护怎样的城市、怎样的文化。”
在国外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视为“文物”一般被搬入博物馆展示，例如中国南京博物馆就特别设立“非遗馆”，将一些民间老手艺人“请”入博物馆摆摊展示手艺，或者售卖相关手艺品。
两位研究员在受询时认为，类似的做法有待商榷，最重要的是，相关过程不应该扼杀和轻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络。
“我们必须去思考，在此种做法下，有关非遗项目是否变成展演性质大于原本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仍需扎根社群，如果脱离了脉络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博物馆的展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教育功能，并非完全不可行，也起到记录技术传承的作用，然而在处理这点时，我们必须再三斟酌。”
政策偏重物质遗产
在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上，朴成龙提出，目前马来西亚的政策和法律，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仍然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导向。
世遗机构的研究员也认为，2002年的国家遗产法，和槟州的古迹相关法令和政策，虽然有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十分笼统而并偏向物质遗产。
在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工作方面，政策是否需要从上层介入、如何介入，更是另一个学界和联合国仍然在讨论、悬而未决的议题。
多元文化社会研究工作更棘手
大会主题演讲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信息与网络中心助理主任朴成龙博士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相对于单元文化社会，多元文化社会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产，但同时也将在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对更多的挑战。
同时也是韩国文化遗产委员会专业顾问的他指出，多元社会中的各群体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对其的诠释和话语权上，往往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理念和意见、甚至是误解，因此这其实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困难重重，但另一方面这其实也应该被视为国家被认同，为整个社会和社群带来更多尊重和自豪感的起点。
尊重社群意见
他认为，乔治市的社群，以及世遗机构所作出的努力，让他看见这个社会拥有的活力，政策机关、非政府组织和社群之间也建立起一定的互动和交集。
他也再三提醒和强调，社群的意见是否有被重视，在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上非常重要。
朴成龙承认，目前世界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和守护工作，甚至于最基本的如何解读“守护”这个字眼，都仍存有或多或少的歧义和误读，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在提供各种资源和机会，以期待各地学者可以交流讨论，至少探讨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例上达成共识。
世遗机构也同样承认，大马社会的异质性造成工作挑战重重。吴欣怡提出，即使只是处理华人社会，也面对强大的异质性，例如方言社群的不同。
“你要如何处理？要听谁的话？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本身的取向和判断，也起著关键性的作用。”
洪敏芝说，一名研究员对于本地脉络的认识，其研究视角和切入点，对于工作的过程存在很大的影响力。而在专业性以外，在我国社会的语境下，研究员往往需要守候上一段时间，和社群建立感情，才能取得关键的研究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