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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网络世界的人越来越年轻，然而，网络世界超出监护人所能管控的范围，霸凌、诱奸、诈骗等轻易能对孩子造成伤害。
现代孩子人手一机，手机、平板、电脑几乎就是他们的日常用品。然而，网络世界的自由无拘，也引起家长们的担忧，担心孩子们接触不当讯息、灰色内容等。为此，短视频应用程式TikTok发起#BetterMeBetterInternet运动，推出安全机制并与本地非营利组织合作，以提升网络安全意识。
根据App数据统计平台Sensor Tower去年11月的数据，在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排行榜中，榜单前5名分别是WhatsApp、Tik Tok、FB Messenger、Facebook和Instagram。然而，即便是榜单前5名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曾因平台涉及网络暴力内容、网络色情内容等问题而使平台遭受舆论的指责，饱受争议。面对网络世界的宽广无边，如何控制互联网信息及界定互联网内容，亦是全球政府正在积极研究的课题。
中国抖音的国际版本TikTok早前也是饱受争议的社交平台之一。《新印度快报》的报导指出，印度一名24岁男子因在TikTok上传身穿女性服装的视频而遭受网络暴力，进而从火车上跳下，自杀身亡。香港TikTok早前则卷入隐私风波，该应用程序规定16岁以上的用户才能使用，却有至少100名当地小学生被发现身穿校服或在视频中透露真实姓名与联络电话，引发担忧。
养成正面网络习惯
综合以上种种安全问题，TikTok对其安全机制进行改良，推出人工智能及人工鉴定审查、用户举报、私讯限制、注明不适合特定用户观看的内容等措施。
“我们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审查团队，他们都是当地人，懂得当地的语言，也清楚当地的内容标准，能更好地做出评估。”TikTok马来西亚、印尼暨菲律宾公共政策总监多尼（Donny Eryastha）指会配合每个国家的政府，推出符合其政策的安全机制。
配合国际互联网安全日（Safer Internet Day），TikTok于全球推出#BetterMeBetterInternet运动，以新贴纸、安全小测验等鼓励用户养成正面的网络习惯。
“要让这个活动成功，必须说他们（用户）懂得的“语言”，否则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
多尼指，该运动中采用新贴纸、影片挑战、hashtag等网民语言，期望从中能培养和提高大家的网络安全意识。相比起校内导师，有些孩子更愿意听网红的话，活动同时采用网红攻略，邀请网红们参与活动，分享自身故事以及如何在网络上保护自身安全的小贴士。
TikTok与本地非营利组织合作，一起推广网络安全意识。 推介礼当天，主办单位邀来数个合作单位进行一场网络安全座谈会。 座谈会嘉宾： 尹丹（简称尹）Intan Aidura binti Alias Majlis Kebajikan Kanak-kanak Malaysia 执行委员会 冯国华（简称冯）挚爱基金会（Yayasan Generasi Gemilang）服务总监 刘思玮（简称玮）TikTok用户拥有超过37万名追踪者 多尼（简称多）Donny Eryasth TikTok马来西亚、印尼暨菲律宾公共政策总监 刘嘉雯（简称雯）Protect and Save The Children 培训与教育执行员。
网络世界宽广无边，怎样才能妥善地保护孩子?
雯：大马人对电子产品和社交平台的依赖度相当高，孩子们依赖网络世界的程度比成人更甚，往后还会有越来越多青少年加入其中。我们要做的不止是教育青少年，也要教育成人，让他们继续使用网络，并从中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冯：家庭教育、思想必须从小做起，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十多岁了，你才要跟他谈上网时间限制，那就太迟了。现代人无法离开电子产品，大家都与网络连接在一起。作为家长，我们必须设下一些规定，将如何接触网络世界这一点纳入家庭文化中。你可以规定在特定时段全家人必须一起放下电子产品，比如用餐时间等。当然，家长本身必须以身作则，否则会被孩子质疑，产生“为什么你可以，我就不行”的想法。
网络霸凌会对受害者造成什么影响？
尹：网络霸凌大多是语言上的，但这些语言霸凌也可能演变成实际的霸凌事件，尤其当这些霸凌者是受害者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人。这些霸凌会在生理上、社交上或生活质量上影响受害者，可轻易导致他们情绪不佳或忧郁。也有受害者因饱受霸凌，而变成另一个霸凌者。
冯：除了语言霸凌，还有一种是情绪霸凌。这就好比大家在Whatsapp里创立了一个群组，但你并不在里头。对方可能什么都没说，只是创造一个没有你的社交媒体群组，让你觉得自己被排斥，并且开始怀疑自己。家长轻易能从孩子的行为改变看出他们的异样，包括使用后变得很忧虑、伤心，或开始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如何删除一个户口”、“如何block一个人”等。当他们开始问这些问题，就表示发生了一些事，又或是在行为上有很大的改变，开始厌倦上学、找借口不出门等，都是被网络霸凌的征兆。
玮：两年前我在Instagram上遭受网络霸凌，导致我患上厌食症。当时网络上的人一直说我胖，在事发一个月后，我开始害怕吃东西，觉得吃是很罪恶的，每一餐都需要先量一量重量，算过卡路里才敢吃下肚。3个月内，我暴瘦10公斤，体重一度跌到40公斤。这件事还引发了荷尔蒙失调问题，严重影响我的经期。后来，父母发现了我的异样，一直在身边鼓励我，我才慢慢站起来。为了治好我的病，当时我删除了Instagram的户口，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现在遇到人家在网络上批评我，偶尔还是会有点介意，但我会跟自己说，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市面上有网络公民责任的课程吗？而你们组织采取的又是什么方式呢？
雯：我们做的是全面的教育，不仅教育使用网络的小孩和青少年，我们也教育大人。我们的活动和工作坊概括了网络诱奸（online grooming）以及孩子的和人安全。家长必须明白，我们不可能把孩子从网络世界拉出来，也不可能叫他们不用这些应用程式，所以应该教导孩子什么是安全，什么是不安全的。如此，即便他们成了有心人士的目标对象，他们也知道如何应对，或选择远离那个人。
本地现在的网络安全情况，较之几年前有变得更好吗？
冯：这是个重要的课题，越来越多大马人与网络连接，所以现在有很多组织和机构都在做网络安全醒觉意识活动，做更多预防工作。在这方面，不仅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做，其他一些单位也在做，我们讲求的不仅是如何保护孩子的安全，还包括如何成为正面、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套用电影《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里头的一句话：“Reality is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现实是唯一真实的东西），Generasi gemilang认为有必要让人知道一点——网络世界不是整个世界，网络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还有现实生活要过。人们必须知道生活是围绕在周遭的事物，而不是在手机里。我觉得在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公民责任方面，我们还需多加努力。以往我们没有儿童性侵法令，都是社会群体一起努力达成的。现在我相信只要一起努力，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
你认为非营利组织与外界的合作，能达到什么改变？
雯：我认为这些保护行为不该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各自展开行动，而是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建立一个保护孩子的社会。P.S. The Children也与电讯公司合作，将我们原有的故事书变成影片，希望能借由电讯公司广大的用户量，教育到更多人，达到更大的宣扬效果。
尹：我们总是说担心网络安全问题，但我们并没有实质的数据可展示，或许我们需要与学术界合作，才会有更多相关资料支持。
冯：合作固然重要，但不同人扮演不同角色，做不同的事更为重要。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活动来提高孩子的应变能力。孩子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别人说的话，而应该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影响其他人。
我国即将在3月推出《国家网络安全政策》，有者说这是为了提升网络安全，也有人认为这是网络审查的另一种方式，你认为呢？
冯：很期待新法令的出现。人们会期望看到公平公正的执法，如此大家才会接受它。
尹：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在传递不好的讯息，需要有执法人员来做点事。希望会有清晰的执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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