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的国会问答环节中，土团党武吉干当议员突然表态支持首相安华，成为第5位支持政府却不退党的国盟议员，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这5位土团议员转态的原因大同小异，均称为了获得各自选区的拨款和发展，被迫铤而走险违背党的指令。
这是因为团结政府至今仍未兑现公平发放选区发展拨款（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的竞选诺言，反对党议员因此错失130万令吉的年度拨款，难以维持服务中心等众多支出。根据《星洲日报》的内幕消息，近期还会有四至五名土团议员倒戈支持首相，可能重创仅握31席的土团党。
无奈的是，反跳槽法令的一项漏洞导致相关议员无需腾空议席、让路补选。这是因为被政党开除党籍不足以抵触反跳槽法，因此土团党主席慕尤丁除了冻结议员党籍和高喊检讨反跳槽法，也拿这群变节者没办法。这也导致反跳槽法变相成为无牙老虎，难以遏制这类跳槽歪风。
除了漏洞百出的反跳槽法，这一系列的变故也恰好暴露大马国会的各种缺陷，同时揭示国会改革的重要性。
基于立法机构残缺不全的制度设计以及行政权主导立法权的政治现实，国会自创立以来沦落为政府的橡皮图章，人民代议士无法有效制衡和监督当今政府，更毋须谈作为立法者应扮演的角色。国会有限的立法管道：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仅限10个且职权不大、影子内阁缺乏官方资讯和资源、政府事务至上的议程意味个人议员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不见天日等种种因素导致除了决策圈里的内阁成员，绝大部分后座议员只能通过议会论政间接参与立法过程，也正因如此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只能实践民生服务这一块，由此淡忘自己也是立法者。
这股不良风气也在民间吹拂，人民日益指望国会议员在选区出钱出力，重新铺路、维修设施、救济穷人...这些理应由市议会或福利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行政机关欠缺而落入国会议员的责任范围。难怪在野议员往往为了选区拨款转而支持执政阵营，因为少了拨款等同生命线被斩断。这种以选区拨款换取选民支持的待从主义（Clientelism）已经贯彻我国的政治生态，畸形民主之下人民和议员只懂得向“钱”看。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议员为了获得政府资源而倒戈的情况少之又少，绝大部分跳槽者是受政治动机和理念影响。举个例子，英国保守党议员威克福德为了表达对派对门（Partygate）丑闻的不满，在提问环节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坐在工党长凳上。此举在英国称为 “Crossing the floor”，意指穿越议会厅跳槽至另一方，而英国最近三起跳槽的案件都与拨款无关。土团党议员同样是在国会问答环节倒戈，但是两者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根据净选盟统计，全球只有17个国家实行选区拨款机制，而全部都是发展中抑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政治学者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采用选区拨款机制是为了弥补地方政府在供应公共服务时的欠缺。有趣的是，我国早在1971年就推动选区发展拨款计划，此后其他国家才纷纷效仿。
虽然国盟执政时并没有给在野党议员拨款，但这不意味希盟必须以牙还牙。安华近日否认“挺首相方可获得拨款”之说，并且指出选区拨款将会通过地方发展项目直接惠及选民。此外在缺乏制度保障和透明度的情况下，现在“呱呱叫”的国盟议员可能挪用选区拨款来自肥，争取拨款未必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既然如此，团结政府应该采纳公民组织的建议，加快制订政治献金法（Political Funding Act），确保所有国会议席的拨款款项对等且不被政客滥用，而是直接投入选区的维护和发展。
切记，希盟国阵也会有下野的一刻，现在拒绝公平分配选区拨款，未来就会自食其果，是为不智。经济放缓之时拒绝分派拨款也会牺牲人民的福址，是为不仁。将选区治拨款视为政治工具，惩罚投选反对党的选民更是违背民主原则，是为不义。不智、不仁、不义的政府，又怎能对外宣称自己是“昌明政府”？但愿昌明政府勿忘初衷，加快推动包括政治献金法在内的国会改革事项，留下实质性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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