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仲原系匈奴祭天神物，今泛指宫殿或陵墓石像。学者李零指出，秦汉中原就已从异域引入相关饰品。时人或因材质之故，称之“金人”“铜人”；或因造型之故，称之“金狄”“长狄”。
高诱注《淮南子·氾论》“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筑金人”曰“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常人见于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其写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可知梗概。
至于其他文献如贾谊《新书·过秦论·上》、史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班固《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亦有例证。
翁仲之名何由，暂无定论，今人大抵以“秦代巨人”阮翁仲“名号”为主流，盖以《大明一统志》为证：“阮翁仲身长一丈三尺，气质端勇异于常人，少为县吏，为督邮所笞，叹曰：‘人当如是邪?’遂入学究书史。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为其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至，有见之者犹以为生。”
但中国历史向有“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或“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特色（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故相关记述可靠与否，尚且存疑。反而清代顾炎武所谓“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之说可备参考（《日知录》卷二五“名以同事而晦”条）。
根据记载，陵墓翁仲记述始于东汉。《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曾引《抱朴子》佚文谓吴景帝时，戌将于广陵发大冢，内有铜人数十枚：“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列侍于灵座，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疑公主之冢”。诸如《风俗通义》《水经注》等古籍不乏例证。至于相关辨析，李零〈翁仲考〉论述已明，意者可阅。大抵言之，李氏内容虽以考古为主，却能启发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研究若干：
其一、陵墓翁仲
秦代铜制翁仲渊源甚深。据说这些雕塑大抵都是“帝王日常生活的宫室移用于它们死后安息的墓葬”范例。而且“这种移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成套成组的，不仅翁仲是源于宫室，其他墓前石刻也往往如此”。若以此言之，倒可揭示中国传统礼制之视域。
其二、秦汉翁仲多有“借夷狄为守卫”之意，好以胡人造型为饰。直待汉晋以后才以“持剑武士”造型为常态。依此而言，不难察知文化交流之例证。
其三、陵墓翁仲或以异国情调者为主，如西域良马、大象、狮子不等；或以司空见惯者为主，如羊、虎、家畜不等。惟两相比较，前者多系较高等级之葬仪，后者反之。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见的麟、凤、龟、龙四灵反倒不常见。倒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墓地还有欧式军服将士翁仲。若沿循其说，可以想见时代风气之流布。
回顾新马，华人移居历史久长。如以1786年槟城开埠为据，至少已有两百三十馀年光景。以故首座翁仲现存何地，难可考矣。但可推知的是，二十世纪常见款式包括文臣、武将、侍女、麒麟、凤凰、蟠桃等。仅此言之，就与李零所谓：“麟、凤、龟、龙四灵反倒不常见”之说回异，可见本土化例证。更值得留意的是，新马两地还且演化出独具特色的锡克翁仲。
锡克翁仲者何，尤得回溯历史。依学者白伟权所言，其中脉络与拿律战争（Larut Wars）相关。原来1872年拿律动荡，马来封地主卡伊布拉欣（Ngah Ibrahim）曾委派印度马洛乌特（Malout）史必迪上尉（Captain Speedy）平乱，4遂募军家乡，招揽锡克（Sikhs）巴坦（Pathans）士兵入伍。
《邦咯条约》签订以降，彼等留任当地把控治安，既定居于此归还。故白氏也说：“到20世纪初，锡克人以军警、守卫的姿态出现在英属马来亚，其族群与特定职业结合的印像已经深植民心，锡克人凶悍的外表在本地华人心目中甚至也超越许多中国传统武将，因此在当时，就连坟墓的守墓石像也开始有人将之设计为锡克人的形象，为墓主守墓挡煞”。
如此风潮直待二十世纪中叶渐趋消散。因此学者王琛发总结道：“20世纪初过后，孟加拉军团逐渐被库卡军团取代，许多孟加拉军团的第二及第三代人也不再当兵，反而加入了专业领域，如医生、律师、法官、军官或警官阶级 ······这是一个转折点，医生、律师退休后不会来当司阍，以致20世纪中叶就只剩一些老士兵当司阍或保镳；逐渐地，华人也淡化了对旁遮普人当守卫或司阍的印象，坟墓开始也很少再立他们当司阍的石雕”，可见大略。
当前学界认为，今人所知锡克翁仲要以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州属居多。原来当地皆系英国势力直接统治之处。惟愚所见，隶属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柔佛也有相关例证：
其一、麻坡巴口福山亭林银舌墓，1932年逝世。
其二、麻坡巴口中华公冢郭应辉墓，逝世年份不详。
其三、北干那那广东义山亭刘银鍼墓，1959年逝世。
其四、古来古来山何兆墓，1964年逝世。
其五、乌鲁槽碧山亭许则义墓，1969年逝世。
虽目前例证多，确有脉络可循。如二十世纪初迄于中叶，柔佛均有锡克翁仲，发展大势与白王论述吻合。又其造型变化多端莫衷一是，绝非一律可言。
从发现地点来看，南至古来北上麻坡皆而有之，倒是首府新山毫无案例，值得深究。当然更宏观之论述尤待学人考察，如柔佛锡克翁仲主要分布何处？其设置是否遍布各阶层？或塑像制于本土抑系舶来物品？又其造型有否样本可据？想来如此疑问，必可丰富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研究之遗阙。
从回应李零研究来看，其论述亦可揭示另层视域，如翁仲设置缘由即为例子。相关部分，本地学人近年大抵采纳“挡煞镇邪”之说。然则中国古代向有礼制之规范，如年代贴近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清史稿》就如是记载：“公至二品，用石人、望柱暨虎、羊、马各二，三品无石人，四品无石羊，五品无石虎”。若依此言之，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翁仲与之牵扯与否，实有待研究才是。即使本土翁仲与传统礼制毫无牵扯，可辨两者之别；如本土翁仲与传统礼制有所干系，可探其中流变。以故李氏之说是否也提醒学人，礼制之治义山翁仲研究或可行乎？
李零也说，秦汉翁仲多有“借夷狄为守卫”之意。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看，不乏例证。从早期的锡克司阍，到龙山堂大庙诒谷堂锡克翁仲，迄及今人所见之锡克翁仲，似乎都有遥相呼应之意味。纵然其中未必有“借夷狄为守卫”意识，但其映衬之态，未免令人深思。另外也有趣的是，这些锡克翁仲究竟与青云亭、龙山堂，乃至于台湾寺庙所谓“戆番抬厝角”有何异同，仿佛亦可比较视之。
又李氏也曾总结道，陵墓翁仲多以异国情调或司空见惯者为主。回顾新马大抵如此。就愚所见，柔佛常见本土特色翁仲还包括山竹、南瓜、鱼尾狮及西式狮子不等，倒是可以回应“异国”情调及司空见惯者之说，亦可察知本土化之趋势。惟较值得留意的是鱼尾狮。今且不知如此设置，与身份认同有关乎？或与时代风尚有关乎？或与民俗意义有关乎？惟相关例证也告知来者，陵墓翁仲或许有地域特色可循。
近年以来，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研究颇有成绩。其视域之新颖方法之独到，耳目一新。若以庄仁杰、莫家浩、白伟权主编《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义山与华人社会》为例，可知学人或析以民俗学、或析以地理学、或析以考据学，宛如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但也不难察知，当前著作似乎未见翁仲之研究。即使有诸，大抵也以单篇考证居多，尚无全面论著。其实锡克翁仲之例证，大可以揭示义山研究另层面向。今人或可从汉学论之、或可雕塑论之、或可从堪舆论之、或可从民俗论之，端看学者如何剖析。推而敷衍，其他本土翁仲又有何特色又有何独特之处等等，则有俟来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