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一职虽说十分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可决定一校之成败，但归根结底，校长也不过是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权限也受诸多管制。
在一般国家体制内，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均属国家教育部管辖，教学和行政范畴受教育部条例规范。此外，如公立大学财源来自州或省政府，甚至来自市政府，它们也同是管理者。一般来说，私立大学的创立如不是来自商业投资企业，就是教会、社团等的民办大学。在大马，私立大学除受教育部管辖之外，便是校方按社团注册条规成立的董事部。校长一职，自然由董事部推选决定。
在马新华人社会，社团董事长经常是决策的关键人物，选择校长也不例外。这里举一个大家熟悉的新加坡前南洋大学的案例，和大家共同缅怀它过去的一段历史与风波经历。
1950年代初，南洋大学因得不到英殖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为正规大学，便在公司法令的名誉下注册创办“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大商人陈六使愿意以一元对一元方式向社会筹款创办南洋大学，他的登高一呼得到马新等地华社各界的热烈响应。有了福建会馆捐出的500英亩校地和筹集到的建校基金，对大学教育不甚了了的陈六使开始物色校长人选。
林语堂遭提前解聘
最初南大董事会有人建议聘请生活在台湾、曾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但乡情浓郁的董事长陈六使已经与留美的同乡林语堂有过接触，而且林语堂的中英文造诣都很杰出，中英文学术著作丰富，虽缺乏大学高层行政经验，但在当时已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反共”的林语堂却错位的来到新加坡，其华社独立前还普遍以中国侨民看待自己身份的年代。这个侨民意识的效忠核心是中国，但能把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打败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不论它属何种政治体制，新政权给人的形象基本象征社会正义和公正，更何况新中国最初的数年，标榜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给人的认知是，它将会是个真正能接纳各类民主党派的政权。
就是在这种“热爱新中国但不一定是爱共产党”的氛围下，来自商界领军人物的南大董事会包括董事长陈六使迎来了一个跟自己认知格格不入的林语堂担任第一任校长。出任后不久，林语堂和董事会言语之中，发觉这些侨领处处为新中国辩护，爱戴之心令他难于理解，意见自然不和。
由于1950年初马共已进入森林与英澳军作战，马共外围也渗透进入华校，林语堂误以为作为资本家的南大董事会成员也受马共策略影响，竟发表文章指责共产党已渗透南洋大学，以他的立场看来，这将会毁掉了该校。就这样，林语堂被南大董事会提前解聘，黯然回到美国。
说林语堂把南大董事会误判为受共产党渗透，一点都不假，因为他分不清亲共和亲中国的区别。董事会亲中国并不代表亲共产党，况且作为资本家的大多数董事，没理由要革自己的命，把毕生含辛茹苦累积的财富，无私的奉献给共产党政府。
后来马共的独立斗争确实证明了华人资本家的阶级立场。在马共12年（1948-1960）的抗英斗争过程中，殖民政府设立专门侦查马共地下活动的政治部，从来就查不到马新两地大华商暗地里支助马共经费的证据。
特殊时代的产物
至于陈六使本人，这个少年时期移民新加坡，并在陈嘉庚的公司工作过的马新橡胶业巨商，受陈嘉庚的“爱国”思想影响应该很深。但陈六使后来在1963年遭新加坡政府褫夺公民权，罪名却是“与共产党分子合作”，不知指的是马共还是中国共产党。如指的是马共，但巨富的他却没证据证明他曾以金钱支助马共。如说是中国共产党，也似乎只能指他口头常说新中国政府的好话，这在当时，甚至今天“情感上热爱中华”的华人中也是常见的事，说成亲共就很牵强附会了。
南洋大学是二战后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是战后去殖民化、本土政治精英承接宗主国的政权移交、意图独立后建立较为统一的教育系统过程中，出现的短暂性大学。
创建南洋大学的初心本是为马新华校生打开大学学习窗口和自己的门槛，但华文大学既缺乏强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支持，又加上部分华校生不免受到当时冷战后全球性的左翼思潮影响，形成一股挑战亲西方的本土精英政权的力量，尽管这只是一股柔弱的力量。在强弱悬殊对比，以及教学语文政策一体化下，南洋大学的改制和关闭已难于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