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伸手进入马来半岛，1786年由莱特开始统辖槟城，比1819年莱佛士管理新加坡还要早33年。好玩的是，槟城最初的地名之一竟然唤作“新埠”。新开之埠也！
中国清代谢清高1820年《海录》便称，新埠一名布路槟榔（指Pulau Pinang），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1840年代何大庚《英夷说》也称，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1843年魏源《海国图志》亦称新埠也；1849年徐继畬《瀛寰志略》又称，麻剌甲（指Malacca）西北海中有岛曰槟榔屿，英人称为新埠。
关于新埠，杜忠全博士有此一说： 荒岛上无端冒现而出的新城市，于是有人率先叫了出来：哦，不就是“新埠”嘛！ 200年前的新埠，据说那是当年粤籍侨民对我们这一座岛城的指称，闽籍先民一般都依循马来人惯用的称呼，直呼以“丹绒”（指Tanjung）。
然而，1905年英殖民官员菲尔斯通（H. W. Firmstone）则称，华民对Penang有三个称谓，其一槟榔屿，其二庇（口字边）能，其三新埠，并指新埠或San-fau，乃广东方言群的粤语发音，而新埠也即New town之意，因为粤籍华民先认识新加坡而后槟城也。
换言之，槟城虽然比新加坡早开发，但粤籍华民较迟认识槟城，所以误把槟城当成“新开之埠”，说完了“新埠”之名实为讹称。问题在，新埠之名以讹传讹，谢清高《海录》当作槟城正名，反而槟城正名被视为别名了。由于新埠之名流传甚广，直至19世纪末中国典籍犹记之新埠。
在那个大事开发的年代，不少新开发之地带头皆有个“新”字，柔佛新山姑且不说，原来新加坡便曾称作“新州府”与“新埠头”，《海国图志》1843年的两副地图即有明确标明。埠头，即码头也，何以新加坡又称新埠头，想来应该是槟城被称新埠之前？
北赖俗称“新路头”
槟城开发之初，衍生不少带“新”字的地名，如北赖（Prai）俗称便是“新路头”。北赖位处威省中部，算是北海（Butterworth）的市郊，英国人为方便拼音写成Prye，马来文则为Perai。威省马来文称作Seberang Perai，意即北赖对岸。原来威省最初范围比较小，是以北赖河划分与吉打的界线，由吉打越过北赖河进入威省即是“北赖对面”，华民则以闽南话称之“过港”。
1900年Lo Man Yuk在槟城地名表中没有提及Prai，但指闽南方言群把Jalan Bharu（新路之意）称作新路头，客家方言群则称之“新渡头”。这是延续主干公路（一号公路）新辟的一段大路，从武吉丁雅（Bukit Tengah）直达北赖，威省老字号“荣香饼家”东主黄琛峰告知，威省不少人至今仍称这条新大路为“新路”，也称新大路终点的北赖为新路头。
无独有偶，槟岛浮罗山背（Balik Pulau）也有Jalan Baru，华民亦称之新路头，后面再加港口两字。谭里夫1923年《南洋埠名》除了仍称槟城为新埠，也记之丹戎（Tanjung），并把北海唤作新埠对面海，Prai则记之新路头；林穆群1928年《马来半岛商埠考》也记之新路头；潘醒农1939年《南洋华侨便览》亦称之新路头；张礼千1938年《英属马来亚地理》则把Prai 称作“布莱”。
柔佛经历过一段港主时期，在原来河港之外新开辟的港多称“新港”，如柔佛永平的新港（Kangkar Bahru）、古来的新港（Sengkang），以及与巴西古当一峡之隔的新加坡乌敏岛（Pulau Ubin）也曾被唤作新港。此外槟岛的Sungai Ara至今仍称新港（槟城闽南话Sinkang），此新港旧时是园丘（Sungai Ara Estate）里的小村镇，靠近今丁雅路（Jalan Tengah）路口，今代表性建筑为1930年创办的新港崇正小学。
威省北海的Maklom，1900年Lo Man Yuk记之“新园”，即为新园丘之意，闽南方言群又称之“巴东尾”。Maklom现在多译成麦隆或万隆，其实地名源自英殖民工程师Henry McCallum，久而久之McCallum演变成Maklom，新加坡有一条McCallum Street则对音译成麦卡南街。所谓的“新园”如今毫无痕迹，只留下双溪浮油（Sungai Puyu）的一个小甘榜Kampung Maklom。
甘文丁昔称“新港门”
大山脚舒莱雅山（Bukit Seraya）则被Lo Man Yuk记述为“新芭”，邻近著名的爬山胜地卓坤山（Bukit Tokun）。话虽如此，所谓的“新芭”貌似不适合开垦，约莫1900年代英殖民建造一条两公里的小型铁路，马来文报Kosmo称以利运载从山上挖掘的锡米或黄金，而一个英国蒸汽火车网站却认为或是运载铁砂，问题在是锡是铁是金至今仍是谜团。更神秘是，早在1899年，英殖民开始在山上筑建一座水坝，以供水给大山脚及北赖的火车站。此水坝至今犹在山上。
还有霹雳的甘文丁（Kamunting），原来昔日华民称之“新港门”。此前笔者提过，粤、客方言群有“港门”之称，也即矿工对矿地的俗称。原来，甘文丁距离大矿区太平仅仅五公里，由于甘文丁锡矿比太平锡矿较后开发，华民便称新开发的甘文丁锡矿为“新港门”。1925年甘文丁村镇地下发现锡藏甚丰，甘文丁锡矿公司（Kamunting Tin Co.）高价买下整个村镇，以四条铁船作业线开采赚个盆满钵满 ，英殖民则就近重建了新村镇，惟当锡矿开采殆尽，众多华民纷纷外迁。
谭里夫1923年既称甘文丁也称新港门，林穆群1928年亦如是称但多了一称“金文亭”，潘醒农1939年则称之新港门及“金班亭”。可以想见，独立前华民多把Kamunting唤作新港门，独立后新一代华民则多称作甘文丁，未来当可预见新港门之名将渐渐被淡忘，唯独剩下的或是“新港门广东义山”。当“新港门”在时代洪流中完成了历史任务，是否还有人在乎老地名留住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