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5点左右发生在吉隆坡的种族暴乱是我国当代史重大事件。按官方资料，这场暴乱致死了196人，180人枪伤，259人被严重打伤。
为何会发生这不幸事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目的在于推翻以东姑为首的贵族阶级领导的政权；伸言之，也可说这是阶级性的；只是，一般看法是，这是自发性的种族冲突；或许也可推论说，事件是自发性的，可有人则借机用这事件来推翻东姑政权。这3种看法，即政变、自发发生与借机借势推翻旧政权中，哪一种更具说服力，则见仁见智。毕竟迄今为止，政府尚没发表有权威的调查报告。
回顾历史，当年的选举结果，的确让执政联盟受到重创，如在1964年，巫统、马华及国大党三党结盟组成联盟，共赢得了104席的国会议席中的89席与241个州议席；可在1969年却赢得144个国会议席中的66席及162个州议席。从得票率看，1964年是58.4％，而1969年则是48.8％，也就是剧跌了约10％的得票率。
用“民主”保障马来霸权
虽然保住了中央政权，可却失去了槟城政权，甚至也可能失去霹雳州与雪州的政权。在雪州的28个州议席中，联盟也只赢得14席。这确是个对巫统马来霸权的重大打击。
对巫统马来霸权主义者言，这样的选举民主结果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对马来民族安全感的一个威胁。这里涉及一个选举民主对安全感的矛盾。对巫统权贵与右翼民族主义者言，选举民主只应是一种有助于巩固马来霸权与合法性的形式工具；若危及其霸权，这个选举民主就不能接受。这个民主对安全感是霸权的矛盾，是多元民族、宗教与语言社会的持久矛盾，而不限于大马。
实则，大马的选举制度与选区划分，本来就是偏向马来乡区，以保障马来霸权与安全感，如1957年的选区选民差距是15％，可1959年后，因为联盟得票率只得51.8％，巫统便把选民差额从15％提高到50％，以保住马来选区优势。只是，1969年选举结果显示，这个偏向乡区的选区划分虽可保马来优势，可并不保障巫统优势，也就是选票可能流向巫统以外的马来政党。
这正是1969的实况，如当年伊党在1959年选举得21.3％选票与13个国席，1964年掉到14.4％与9席，可1969年又升到23.7％与12席（州议席则各别是43、23和40席）。易言之，联盟流失的10％选票几乎均流向伊党，突显马来族对巫统的不满已剧升。
至于非马来族的不满，则早在1959年的大选中显露，如1959年联盟的得票只有51.8％，只是选举制度（赢家通吃）使其得席高达104席中的74席，进而掩盖了不满。1964年，则因马来西亚计划的实现，提升了联盟的得票与得席率，但这也只是一时的现象。但这一时的得胜，却使得联盟自我陶醉于胜利中，而失去了警惕。
将霸权伸入经济文教
1969年后，执政联盟也再次把选民差额从50％提高至无上限，以防止非马来族经由选举取得政权；与此同时，华族集中的吉隆坡也从雪州划分出来，成为联邦直辖区，进一步保障了雪州的马来政权。这也突显出，马来执政精英一贯以来，便有意识地防范非马来族突围。这就是大马的政治现实。
1969年这个选举结果，导致了大马的选举民主中断了21个月（印度在1975年也中断了20个月），更强化了马来霸权。1974年形成的大联盟，收编了不少反对党，党数越多，一党独大的巫统霸权地位更巩固，变成多元中的一尊。在经济方面，1971出台了新经济政策，把马来霸权从政治领域伸入经济领域。
经济体制也从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利用国家的财力与行政权实现马来族在1990年持有上市公司30％的股权目标。
在语文方面，也加速教育的马来语化。从1971年开始，英校逐年变质为马来语授课，到1980年连大学也完成了马来语化。在文化方面，1971年也出台了国家文化政策，强调以马来本土文化与伊斯兰做为国民文化的基础。在1980年代还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化进程，出现了不少伊斯兰机构。
迎合选民互斗激进
何以会出现这个政策大转弯？因为，以敦拉萨为首的新政权认为，1969年联盟失利主因在于东姑没有认真对待马来族的需求。实则，在1960年代后期，已有不少马来民族主义者指责东姑出卖马来人；而吊诡的是，华族也指责马华出卖华族，这突显出在多元民族、宗教与语群的国家，是有可能出现激进派排挤温和派的现象。
这个斗激进的现象也不限于大马，而见之于许多多元族群国，如斯里兰卡、印度，甚至是成熟的完整民主国如美国。实则，多数决选举民主制本身便含有促政客迎合族群需求的诱因。这即是个人性的问题，也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毕竟，族裔、种族、宗教、语文本身，便是个人与群体认同的对象，也是便利的动员手段。
认同这个东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个人形成自我概念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联系个人与社群（族群、教群、语群等）的纽带；从争取权益的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则是有利的动员工具。若掌握政权的执政集团要利用这个工具来夺权，其他族群自也自愿或非自愿地跟进，进而形成一个相互推动与激化的循环，使得彼此间的距离日趋疏远──因为认同本身就是建立在划分界限的基础上，不划分我群对他群，就难发动群众性的大规模动员。
从现实角度看，政治便是个什么人得到什么？如何得到？得到多少？资源的权威性或威权性分配。因此，如何合理、合情、合法地协调各方利益，便成了关键。
敦拉萨的诊断与处理方法则是，迎合多数马来族的需求，甚至可以说，是马来族多数暴政的方法。由于选举划分的作用，这个马来族中心政策确也为其政权取得更多马来族支持；只是其代价则是非马来族的进一步边缘化与国家整体进步的受阻。与此同时，政府修宪禁国民讨论所谓的敏感课题如马来族特殊地位、公民权课题等。这些做法是否得当，自也颇有争议；惟从取得多数族群支持的角度看，确倒可说是成功的。这就是多数决民主致成的诱因选择。
吊诡的是，这个多数族群霸权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种族冲突的再出现；只是，这也只是阶段性的有效，从长远来看，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力分享，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这就要求各族应有己所不为勿施于人的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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