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末，台湾东森台时评人李正皓在“关键时刻”评论大马行动限制令中，经一番加盐添醋，竟把大马的抗疫情形描绘成“路有冻死骨”的场面，此事一出掀起一阵哗然，台马网民隔海交锋，李正皓也在诸多压力之下三次公开致歉。惟事情并未因此了结，随后少康战情室的“丢脸论”，以及东森新闻直播摆乌龙，让禁闭家中大马人深感不解。
虽说很多马来西亚人愤怒之馀也对台湾媒体的专业度感到纳闷，以笔者在台就学的经验及观察研究的结果，这一连串的台媒乱象（包括509后三立新闻台将大马选战解读为亲中与仇中之争的闹剧）实非偶发事件。
大学毕业后，笔者返家乡于独中任职，期间专责编制校园新闻。当在台湾的硕士班开课后，也参加一个专以报导校园新闻的社团，受邀参加一场由媒体名人主持的培训营，并要求新兵们写一篇新闻稿练墨水。
不顾专业取悦市场
我按照吩咐写一篇新闻稿交差，内容大致就当天培训营的流程报导，还有述及部分的讲者经验谈。结果当局说我的稿不够吸睛也没新鲜感，然后给我看一则由主办方写的新闻稿参考，稍看顿时大吃一惊：内文竟不是传达培训课程本身，而是陈述某知名记者在伊拉克战场的战地经历，立标也完全失焦，严格地说是选择粉饰特定内容兑换点阅。
显然，即便是栽培社会栋梁的学术殿堂，似不看重报导专业与还原事实，而是教导学生如何取悦市场，也算是让我略感台媒素质下滑的原因所在。
若从政治角度来看，上世纪八九零年代台湾逐步进入民主化，言论自由于解严后百花齐放，整个台湾社会趋向高度竞争之势，媒体也从传达资讯的传统角色转为互相竞争的外援，各家报章、网媒、电台附带浓郁的党派立场，常出现同一则新闻，因不同立标而掀起不同的风向。
久之，报导失焦、造假新闻、恶意抹黑已成常态，尤其在网络发达的当代，充当第四权的媒体同时身兼神化或矮化从政者的工作，而从政者须依照媒体逻辑型塑形象，以期达到催票或攻防的目标，是故，媒体便骑劫政治，即学界所言的政治媒介化。而政府也进退维谷，一方面政党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容易背负压制言论空间的抨击，致使局面持续恶化。
到了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全民公投，当时媒体报导失衡，假新闻无处不在，仇恨情绪弥漫社会，结果选出众多凭口拉票的代议士（一度代表国民党竞逐总统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便是最好例子），一向善打选战的民进党则大落败。当然，一说是中共套用俄国分裂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模式，藉选前的台媒大鸣放，启动网军产制假消息来场沙盘推演，搅乱台湾政局。即便中共网军干预的说法成立，那也是台媒乱国预设前提在先，为敌人敞开有机可乘的大门。
是故2020年总统大选时，台人吸取了2018年的教训，加上香港的反送中效应，让蔡英文以高票稳打稳扎地连任，也否决了躁动情绪的韩国瑜。选后，台湾政府开始意识打击假新闻的必要性，其中，严法对付散播关于新冠疫情的不实资讯尤为落力。
从校园新闻报导失焦开始，到蓝绿阵营藉媒体舆论带风向直到祸国殃民，不惜博取视阅率而哗众取宠，让原本的意外误报发展到刻意添乱，致使不实言论成为现今台湾社会的病态之一。而从台湾的案例也给马来西亚人一个警讯：放任不负责任的资讯横行，任由触动敏感线的言论畅行，后果就是把国家带向危机乃至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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