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慕尤丁在斋月献词中宣布行管令将进入第四期，也明示可能再度延长。虽没直接道出理由，不难猜想此决策的主要考量是担心开斋节前后的大规模人群移动。
从实施到现在政府采用“软著陆”的方式分阶延长管控，单从病例数据看此举显然奏效。可惜至今仍未见政府铺出行管令退场机制。在国家无明确的政策方向的情况下，许多人民其实期待新增病例清零后，生活可大致恢复正常或进入“新常态”。
人类和病毒共存
目前全世界对终结疫情大流行的共识是通过研发疫苗，或找到药物可有效抑制新冠病毒治疗其引发的病症。疫苗研发快则半年内，大规模生产则需18个月或更久。即使首批疫苗产出了，在全球医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接下来的难题是资源战——如何鉴定谁应优先获得疫苗。若疫情继续延烧，这将对医疗体系造成很大的负担。药物虽可抑制病情恶化或可能精准杀毒而保命免伤害，但无法阻止病毒传染。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将需要与病毒共存。
另外一个全球专家的共识是通过保持社交距离来阻断病毒的传播，拉平疫情曲线。因此，所有正受疫情肆虐的国家都宁愿牺牲国家经济来落实各种不同程度的行动管制，而这方式在某程度上也证明奏效。若各国解禁了，现实中如何保持每个人都能拥有从自身往外延伸1平方米的社交距离空间？一旦搭公交上班，剪头发，甚至是进行一般社交活动便立即破功，尤其人口密集的地方，空间更是一种奢侈。因此，何时和如何开放社会空间是全世界正讨论的课题。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行管令该何时松绑这难题，相信政府权衡了抗疫公卫措施（包括医疗体系能否负荷病患需求增加的压力），和经济市场之间的利害关系，并从中取得平衡。
振兴配套只是止痛剂
经济活动主要依赖消费市场。消费者有能力消费，商家才有收入，生产商有市场需求才能继续生产。需求量减少将导致劳工被迫降薪或被裁退，劳动市场的人若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市场将出现疲弱，最终可导致经济生态链断裂。这是限制人群移动需付上的经济代价。
目前无论希盟或国盟政府推出的经济振兴配套，短期内可让人民和企业有个喘息的空间——从直接注入援助金给个人和企业增加可支配现金，到暂缓缴还贷款6个月，甚至提供企业低息贷款，但这些都只是短期刺激经济市场的措施，如同给市场一帖止痛药。
现实中，人民因目前拥有多馀的可支配现金，消费暂时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所以市场尚算活跃。但也可能因消费者信心增加导致通膨。这止痛药失效后，代价会更高。
科技弥补部分空缺
生活在行管令下，网络和科技的发达弥补了部分空缺，人们通过视讯会议和通讯软件的便利解决了部分工作和社交的需求，工业自动化减少人手的操作，AI及大数据则可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目前网络流行的说法是，新冠疫情驱使了企业数码化转型，似乎这已变成一个万灵丹，只要懂得运用科技便可度过疫情难关。无可否认这的确是一个趋势，可是我们的劳动经济准备好了吗？
若以技能归类大马的1500多万就业人口，约70%的劳动人口从事中等和低技能工作。一旦企业数码化，许多低技能、低生产的劳工，会因原有的岗位被科技取代，来不急转型就面临淘汰。简单说，期待复工的劳工们，回到工作岗位时，那个岗位还在不在？以上都是很多人正面对的不确定未来。再言，大量企业智能自动化将不论高低技术岗位带来零工时合约制，届时如何拆这弹？
对抗新冠疫情就像玩打地鼠，除非把地鼠从游戏机中挖掉，否则游戏永远打不完，仅能地鼠冒出头来就用力敲下去。疫情亦如此，除非全世界人类可群体免疫，否则人类将继续和病毒共存，这也是为何开始有人探讨间接性的封锁方案（on-off lockdown）。
面对著这等重量级危机，人民会把期望托付和投射在方向明确的领导者身上。虽然我国在政府和卫生部技术官僚的领军下成功将疫情控制，但至今未有明确的退场机制或经济复苏计划，打开电视除了每日疫情和行管令的例常汇报之外了无新意，人民仍因不确定的未来而感困惑和不安。
即便政府实施实验性的政策，如搭公交必须先预订以控制人潮、规定企业落实工作轮班制等，前提是社会必须前进，而不是停留在无限期没有伸缩性的封锁。届时经济疲软将不是最大的问题，反而我们必须面对更多的社会问题衍生。
这时候的国家领导更应透明公布所有疫情有关的资讯，并清楚告知人民如何一起长期抗疫，让人民可预想和准备行管后，与病毒共存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