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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6日的马来人尊严大会上，我国首相精神奕奕、稳健地站在台上，面对各地马来领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用著清晰并动情的口吻，发表了近50分钟的演讲。
93岁的马哈迪不缓不急地先强调自己作为马来人的身份开场白，再引述了《可兰经》一段上苍要世人自救改运的段落，带出了他演讲词里的主题：“马来人之所以会被（他人）压迫、尊严被贬低的原因，是因为马来人自己犯下了一些（政治上分裂的）错误。” 从他口中，马来群体的问题是清晰可见的；问题的导因是简单明了的，因此解决方案也是简单明了的；基调是悲怆的。
集体尊严的政治力量
无独有偶，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如此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两个不同政治体制国度、历史情景截然不同的国家领袖，在相距37年的时空说出相同的话。两种不同的语言，却宣传著同样的概念：一个以种族为本、国族为本的尊严。
不难理解，人们对丧失集体尊严的不满和憎恨，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美国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在《身份：尊严的诉求和仇恨政治》（Identity: The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Resentment）一书里，同样写了这种重复发生的现象──政治领袖以“集体尊严被冒犯（affronted）、贬低（disparaged）或漠视（disregarded）”为由，动员其追随者展示政治力量。这种不满的情绪激发他们要求大众对他们的认可。一个被羞辱的群体，其寻求还原尊严的情感远重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就这样，当天的尊严大会，5位马来代表要求政府与我国人民认可横跨5个领域的21项诉求，光复马来人的尊严，为这个现象增添了一个新个案。
漠视属于个人的尊严
但是，诉诸于集体尊严的诉求，是盲目和狭隘的。这种视角，会让我们看不见另一种被漠视的尊严。这种尊严，根据康德的说法，是绝对、普世的及不可割切的，同时也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人权和自由的基础。这种尊严是属于个人的，而且是平等的。
采取第二种视角，我们或许会发现，我国社会里不乏许多尊严被贬低的群体（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举二例说明问题，省略了许多其它弱势群体）。今年8月，联合国特派调查员菲利阿尔斯（PhilipAlston）在完成11天的勘察后对本地大众媒体表示，马来西亚比较确实的贫穷率应该是介于16%至20%之间，而我国国内有约9%家庭月入少于2000令吉。这相等于一个有4位成员的家庭，每位成员每天只有少于17令吉来应付基本生活消费。遗憾的是，这群体之中只有0.4%（月入少于980令吉）的家庭才受政府承认是贫困的。
另一个被压迫的群体是在我国冒命谋生的移工。根据官方的统计，2017、2018年单是死于我国的尼泊尔移工的人数，已经高达每年364人。2016年此项数据更让马来西亚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 Organisation）列为世界之首。由于疏于执法而导致移工遭剥削、性骚扰和人口贩卖，全球人权指数（Global RightsIndex）在同一年将我国列为待移工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恢复这些人的尊严，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种族以外的身份认同
诉诸于“种族”尊严的诉求，还造成另一种盲目。让我们看不见除了种族的身份认同以外，我们所具备的其它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身份。一旦掉入“种族”思考模式，原本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人群，立杆形成“我族”与“他族”两极，还会深化双方身为“受害者”的感受，各自认为己方为受压迫的一方，不合理地允许负面的报应和复仇心态的滋长：马来主权主义者不满自己的族群在马来领土上渐渐失去主权；对立的一面却又不满于长期面对不平等的种族政策而抗议。
进一步巩固种族政治
倘若出现具侮辱性或情绪化的言论，双方的对立或恶化成仇视，进一步巩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以及与之辅车唇齿的政治权力结构。如果这种群体的对立和仇视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那将是全体人民的不幸。
马哈迪在致辞的结尾时，一副语重心长的口吻呼吁：马来人的尊严，有赖于马来群体的集体成就的展现。成就高，尊严才不会被他族轻视。他自己的时日无多，希望接下来的马来人团结不分裂，才得以捍卫马来人的尊严。身为一国之首，他所选择要捍卫的尊严，竟然并不包括除了马来人以外，许许多多在我国活得很没有尊严的贫穷与弱势群体。很遗憾。
马来人尊严大会已落幕。没有落幕的是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和萦绕在政治氛围中，随时再被操弄的种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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