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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一年有馀，许多人对“新马来西亚”的热情逐渐冷淡，因为政权的改变似乎没有带来新气象。有者甚至已在忧虑下一届大选不知该如何投票。人们对所谓新马来西亚有何期望，而它又怎么会落空了？
马来西亚6 0年一党独大致使弊端丛生，因而许多人相信唯有执政党更换才能改变国家宿命，这种心态无可厚非。但是，在上一届大选，许多选民对在野党的寄望已经上纲为救国神话，将积压已久的不满转为不容置疑的大局论，以致在政权更替之后，希盟出尔反尔的言行举措与原先的期待反差过大，因此倍受挫折而感到灰心。
政党挂帅
希盟当家的情形大致上延续了旧政权的思维与操作，醒目的例子俯拾皆是：允诺废除的恶法依旧大行其道、原住民继续遭受打压、环境破坏变本加厉、官员与执法人员过失不受追究、巫统成员跳槽等等。对于绝大多数支持希盟的华裔而言，土著议程强化和承认统考遥遥无期等，更是令他们觉得自己上当受骗。
这种对新政府期望幻灭的结果，根源在于政党挂帅的政治文化。轰轰烈烈的“选党不选人”口号正反映了政党作为政治中心的思维，形成了选民只看阵营旗帜，不顾候选人品质的现象。即使是记录糟糕的前官员，一旦加入希盟成员党，就能既往不咎，无功也能抵过。
当政党成为了从事并赢得选举的工具，选举的内涵就化减为对特定政党的效忠，政治原则和纲领成了旁枝末节。政党对于筹募资金投入选战的重视，远超过政策制订的考量。选举重点尽可能放在夸大特定议题、丑化对手和追求曝光率上，而非倡导确实政见的辩论和提升从政者的能力。
造神运动
虽然“选党不选人”的口号喊得响亮，吊诡的是，政党挂帅的政治其实也靠政治明星来营造。今天令人民感到失望的政党领袖们，当初就是靠群众魅力上台的。只要仔细察看这些顶著英雄光环的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是透过造神运动取得今天的地位。
在影像时代，塑造政治明星轻而易举。马哈迪便是绝佳代表：垂暮之年却不安居豪宅享福，终日为了救国奔波劳碌，早出晚归勤奋工作——民众一般都会对这样的刻画而感到敬佩，甚至感激他为国牺牲。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对美好人生的想像就是过上安逸饱足的生活，不懂得政治家毕生的野心，以及巩固家族朋党事业的深远盘算。
政治明星的形象尚有各种方式经营：因为心痛国家崩坏而滴下眼泪、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恩爱夫妻或温馨家庭照、带著哭腔以赵明福案件作为竞选演讲内容、偶尔到平民餐馆吃鸡饭显示清廉、以焚烧莱纳斯的豪言成为绿色斗士……政党领袖在竞选时，尽可能藉著煽动情绪和制造娱乐效应来获得群众支持，同时借此强化本身所属政党的威信。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选民在换政府之后会大失所望。从前崇拜的英雄使他们对于希盟政党执政充满信心与憧憬，却没想到救国之战原来只不过是一场表演，而且英雄卸下面具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加剧这种失落的，还包括最近越演越烈的公正党内斗。政党轮替的曙光源于烈火莫熄以来的抗争，不少人于是感叹国家改革前景黯淡无光。
公民醒觉
不过，就算烈火已熄，改革不一定就无望了，这反而是拆除政党偶像的契机。这并不是否定政党在制度里扮演的角色，而是要让政党归于它该有的定位上。唯有去除政党和政治人物的神话外衣，令他们停止自我膨胀而日渐嚣张，才能使公民摆脱受政党牵引的惯性。
政党除魅化是政治理性化的开端。在政治决策上对政党及其领袖的依赖，容易使政党把自己确立为政治忠诚的中心，进而成为操控议员的机制，而政党又由高层领袖掌控，以致当选的议员与其说是向人民负责，不如说是由政党及其领袖所摆布。政治领袖和相关的利益集团就能轻易追求狭隘的私利，而不是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而服务。
人民要能醒觉，首先必须培养批判性思维，不轻易受到非理性的成见和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而能理智独立地作出判断。如果人民继续盲目相信政党，不对代议士有所要求和监督，则从政者也就习惯于低层次的政治文化而不思进取。
当然，公民崛起还得面对诸多挑战。事实上，大多数人没有受过经济、政治、社会学和环境学等训练，甚至连基本人权和公民权概念都没有（这一点国家教育系统难辞其咎），因而难以评定政策优劣。
另一方面，媒体本应扮演提供正确资讯的角色，对严肃议题进行深度报导，但往往基于市场考量，让是非八卦充斥版面。阅听者的偏好和泛滥的农场新闻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政治人物也就继续以肥皂剧的水准相互竞争。
公民素养的提升无法一蹴而就。但正如一次投票不能充分表达人民观点，改革也需要局部推进才能促成。“群议良策”专栏的开启，志在从多角度阐述公民可扮演的角色，推动社会形成让政党应听取的建言。
其实，公民运动不必依赖精英动员或庞大组织。过去对于政党的仰赖，从某方面来说也是一种数大即是美的迷思，因此公民运动的想像也停留在类似净选盟大型集会的模式。权力运作不只是存在于宏观结构上的，公民可以在微观层次上发挥所长，弹性却富有活力地渐渐改善政治生态。而铸造新马来西亚的第一步，就是认清政党绝非神圣不受批判，由此开始赋权公民社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