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党万捷区国会议员聂阿都的录影门事件曝光后，聂阿都表明向反贪会说明案情由来，以协助调查此案。本当大家以为这会给9000万录音门事件画上句点后，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
公正党领袖安华在士毛月补选期间的政治讲座会上，公开表示手里握有哈迪阿旺给《砂拉越报告》主编克莱尔的140万庭外和解费，隔天，克莱尔也将手上握有的相关证据公诸于世，其中包括转账文件及支票等。
送礼与贿赂
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在录影门事件持续发酵后，立马站了出来表忠心，为党主席哈迪阿旺护航。达基尤丁的论调与策略是明了简单的，就是打死不认。可是在人民明亮的双眼面前，他的辩驳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之后，哈迪阿旺也否认其或伊党支付和解费，而对于达成庭外和解的结果，他表示那是令人满意的，并且宣布伊党已经获得了精神的胜利。
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吸引众人的眼球，也许是因为对于这件案情的庭外和解中所传达的讯息是明显的，那就是在利益相交的不透明交易（这里指的是道德上，而不是法律上）面前，虔诚的信仰力量原来是那么的薄弱。其操作原理就是，用钱可以解决，事件就此搁浅吧。
这不免让人怀疑其中可能涉及收买成分。而这也不是一起独立事件了。从前首相纳吉收取沙地王室政治献金，作为推广中庸伊斯兰的“礼物”和一匹覆盖圣城麦加大清真寺天房的布（Kiswah），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人都是非常友善和蔼的，并且都乐于“助人”和接受“帮助”。
“送礼”文化在许多社会里，包括马来西亚有著根深蒂固的根基，但这也可能导致社会的腐败。因此，政府、官联公司及许多跨国公司都落实“不收礼物”政策。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腐败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顽疾，尤其“贿赂”与传统社会习俗如“送礼”、“捐赠”的界限及诠释有模糊地带时，必然有所争议及冲突。一马公司丑闻，以及衍生出的伊党接收献金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贿赂是指个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一般上这些利益是不能从正常的合法途径中得到。
人们所熟悉的贿赂，其一般形式便是礼物赠与。可这并不表示贿赂与赠礼是完全相同的。
法律与社会规范
实际上，礼物与贿赂之间的主要差别存在于法律规范中，因此行贿者往往有著自发的强烈愿望将其行为礼物化。其机制在于，因为前者是不为社会规范所允许的，而后者则在社会道德与社会规范的容许范围。由于人们有著自我道德化的内生因素，因此在交往过程中，更乐于把自己标榜为“收礼者”而不是“收贿者”。这解释为何伊党成员对于贪污的指控，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弹。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贿赂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寻租”模型试图将腐败的交易活动（贿赂）看作与市场中的交换行为类似的契约性活动。
以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贿赂举动与普通的经济交易行为并无不同，行贿者与受贿者的关系也可简化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可显然，这种非常规交易行为的理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就连伊党所秉持的贞洁、诚实本质，在经济利益面前，也是荡然无存的。
必须指出，贿赂行为的普遍化是嵌入于政治环境之中的，而这种政治环境即是腐败的结果又有助于维护现行的腐败机制。贿赂的常态化，不仅仅是我国制度不成熟而产生的特定时期的混乱现象，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并且深深嵌入在政治与社会情境之中的行动，是一种高位者自发的合理行为（注意这里指的是合理，而不是合法）。
达致均衡常态化
其严重及可怕在于，它像一种寄生病毒，与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可以达到一种均衡。一旦这种均衡常态化并植入人们的生活里，要根除它便非常困难。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说到：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过度追求金钱会使人贪婪，也模糊了人们信仰。简而言之，伊党并不是信徒虔诚信仰最后的防线，“医”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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