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选举以后，政治界换了许多新面孔，大家都背负著人民对重建家国的期待，其中一个方式便是提出能够妥善管理与处理问题的政策。不过，一些提案却引起了争议，如上个月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宣布要在本地餐厅禁止聘用移工（外劳）掌厨的争议。我想，这件事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在遗产管理思考上的借鉴。
人力资源部原本就有根据某国、某性别的移工进行聘雇限制的权力，古拉阐明希望此举可以减少本地餐馆对移工的依赖，但他也认为，这将可以照顾到本地食物的素质。由于他提出的政策只针对本国料理的餐馆，导致争论完全导向移工烹饪本地料理的技术、本国与外国餐馆的区辨，甚至是禁止移工烹饪特定料理算不算歧视等等。
研究辅助政策导向
我认为，如果人力资源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减少依赖移工”，就应该以此为导向，清楚地定制短期与长期计划。先不提我们有没有办法清楚区辨何谓本国与外国料理的餐厅，本地的餐饮素质显然也不是人力资源部的权限范围内所能控制的。
回到本文主题，面对遗产区的房屋价格高涨、高档化或观光行业过于蓬勃发展的课题，我们是否找到对症下药的方式？还是一直围绕在烟幕上打转？
举个例子，槟城乔治市成为世界遗产10年，最引起关注的莫过于因外国集团购买房屋而导致房租高涨的课题。虽然这些课题造成文化遗产保存上的焦虑，但实际上我们能掌握的数据并不多。
最晚近的实用数据大概是《2009年至2013年乔治市人口与土地用途转变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乔治市的人口从2009年的1万159人降至2013年的9425人。住户减少的同时，观光行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如2009年酒店或旅馆数目从61间增长到2013年的97间。
至于外国集团购买房屋的影响有多大，近期《星洲大北马》的报导披露，乔治市世遗机构在2016年及2017年研究规范屋租的可行性时，发现世遗区内约5000座古迹建筑中，外国人及外国集团拥有其中的194间，仅占约3.6%；本地私人公司获得外国资金购入的建筑则只有37个单位，既0.7%。
由此可见，外国集团目前购买房屋的比例并不高，或许还不是导致房屋租金高涨的关键。因此，不管利益相关者如何焦虑、批评或炒作，在没有扎实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上的争论，显然会浪费不少力气。
不过，屋租高涨的焦虑并不是空穴来风，曾有遗产区居民因为屋租调整或产业回收而被迫搬迁。目前《乔治市特区蓝图》里已标明对不同街区古迹建筑的用途限制，以期对建筑的管理可以不直接地维持乔治市世遗区原有的活动。
视个别情况处理
根据本月《槟城月刊》（Penang Monthly）的报导，首长曹观友认为古迹建筑用途限制未来还需被检讨，毕竟“乔治市的发展是有机的”。无论如何，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与分析，去找出焦虑的根本，才能商讨对症下药的办法，提出具体又有长远规划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容许社会维持其有机的发展形式，就不能事事一概而论。因此，我们除了试图找寻一套遗产管理的准则，也需要尊重个体或个别情况的差异。这包括适时地在新的个案发现后，调整《特区蓝图》冲突的部分，或者在《特区蓝图》容许的情况下，以个别的处理方式来管理。
例如，我曾在乔治市发现一家以五位数价格租下街角店铺的酒吧，但它附近不到500米处却还拥有18年来房租维持在三位数的老行业师傅。只不过老师傅的房子空间较小，而且是他当年承租时是自己掏钱整修，把一栋荒芜、还长了大树的古迹，修建成楼上有休闲空间和楼下有工作空间的小店铺。
这两个屋租价格的极端例子也显示，店铺的空间大小、建筑状况、地理位置、行业性质以及屋主与租户的关系，对房租都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统一规范整个乔治市的屋租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需要视个别情况来处理。
“视个别情况来处理”的方式听起来有点麻烦，但它本建立在一个有共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乔治市目前的古迹建筑保育工作其实也是“视个别情况来处理”的例子。由于每栋百年古迹所面对侵蚀损毁的情况不一，大抵都需要古迹修复专家进行观察与分析，才能判断最好的修复方式，延长它们的寿命。
因此，个体与个别情况的差异，需要透过研究与分析详细地呈现，其做法未必只是数据，而需要更多不同方面的沟通与互动，才能理解社群的处境与需求。除了遗产管理的相关部门与单位，大学也必须检讨其社会责任，提供资源生产符合社会需求的报告，协助遗产区的利益相关者在面对焦虑时，能够理解问题的核心，找到更精准的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