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遗区目前最大的问题，便是“活遗产”（living heritage）的流失，以致它很难维持成为世遗之前的样貌。在公民参与程度较高的槟城，州政府于2016年7月建议重拟〈屋租统制法令〉。惟去年3月，行政议员佳日星便透露，世遗区的屋租涨幅没有想像中来得严重，因此〈屋租统制法令〉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
无论如何，老房子租金以及维修费高昂的问题仍然存在。槟州首长林冠英在日前为乔治市入遗10周年庆典主持推介仪式时，宣布拨出300万令吉成立乔治市共生种子基金，协助租户“在昂贵修复经费的压力下，以较低的租金继续居住在乔治市古迹区”。不过，这一切还在计划当中。
坚守遗产防线
目前实施的古迹建筑保存方式，以及对遗产区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分类与控制，是否真的可以有效照顾到“活遗产”的生存，尚待更多的研究、分析与检讨。不过在这之前，居民被迫搬离遗产区的时候，世遗机构或市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进行必要的协调与援助，而不是全部归咎于自由市场的无情。文化遗产本是地方社群在面对自由市场的发展巨轮下，所能争取到的其中一道防线。而在“特别区域蓝图”（Special Area Plan）底下被赋权管理的世遗机构与市政府，理应为这道防线把关。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已说明了“历史城镇”的特殊性，既接受集体建筑的申报模式，是因为它们共同反映了遗产区的文明与其演进的过程，并承认这些有人居住的城镇仍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中不断并持续地发展，使它难以被评估，保护政策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
保护历史厚度
换句话说，马六甲海峡的历史城镇在10年前入遗以来，已注定其未来要面对的挑战。管理它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更国际化，也不是能否搞好普天同庆的活动，而是在全球化的发展洪流中，遗产区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与定位，然后有方向地进行保存工作。
由于这工作一点也不容易，所以“特别区域蓝图”在罗列各种规范以前，也耗费了许多篇幅去讨论遗产区的历史、价值及保存的目的。我们需要有共识，而且至少也要搞清楚大家想要保护的遗产，应该要维持在什么样的面貌。
除此之外，“活遗产”的复杂性也使其保护工作无法只用一套方案执行。只要遗产区还有人居住，人便会带来改变，而他们所居住的建筑、承载记忆的文物等，也都会产生变迁。不同文化背景、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住户，面对的变迁与消逝的情况也会有所差异。
例如，槟城姓氏桥木造房子的保存方式，跟遗产区内其他店屋是不一样的，在空间规划与使用方式上也大相迳庭。将文化遗产规范为一级或二级古迹，抑或裁定有关文化是否“传统”，只是形式上方便管理的标签。因此，那些古迹建筑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才是最关紧要，应该要被记录并作为保存与否的衡量标准。
至于联合国对“无形文化遗产”的定义虽然可作为参考，但具有普遍性、全球通用的定义，是否适用于界定任何地方上的“活遗产”，则需要收集更多地方上的文献与口述历史去探索。乔治市世遗机构多年前已开始进行口述历史计划，致力于留住这个城市的故事。
不过，这些记录还需要更多的人力与资源将它再系统地整理、分析，甚至可以作为出版或展览的素材，鼓励更多社群与游客了解“活遗产”的价值。
遗憾地是，我们的大学至今还没有文化遗产的专业。虽然他们有关心个别议题的专家，如建筑、观光、艺术等等，但仍缺乏对整体的遗产管理与保护方案的讨论。既然保护遗产的工作需要广泛且详细地调查，又必须源远流长地传递接棒，百年树人的教育机构自然无法逃避这个责任。
后备方案不能少
更重要的是，“活遗产”一旦“死亡”，比如传统行业的师傅被迫搬迁、结业，或年老过世了，重要的文物可能会被丢弃，充满社区记忆的空间可能就此消失，而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保护历史遗留的准备？
目前所知，有价值的文物一旦无人认领，便没有合适的去处。州博物馆也许应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角色，为遗产区的地方历史与记忆出一份力。缺少文物保留的后备方案，也是造成近年来“活遗产”流失而焦虑的其中一个因素。
相较于马六甲，槟州政府已不是首次关注“活遗产”的保存工作，至少有两处市政府所属的老建筑正在进行整修，以期日后作为传统行业的根据地。而这次推行的共生种子基金，大概是为了将保护范围扩大到遗产区内的其他租户。无论如何，再庞大的资金也需要详尽的规划。有清楚的目标与方向，才能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妥善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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