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不是第一次发中文文告，10年前担任槟城首席部长时，已经有中文文告，当时没有引起争议。虽然当时行动党是槟州执政党，中央则是反对党，而且那时的巫统和《马来西亚前锋报》的种族思维气焰比目前还要旺盛。
当上财长后的林冠英依然发表中文文告，方便中文媒体，这可以理解，也没啥不妥。硬要套上一个罪名的话，就是反对者（读：马来人）担心行动党有意识和有意图把中文提升到大马的官方语文地位，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忽略，甚至挑战马来文作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崇高地位。
语言乃民族之魂
中文文告引起的反弹，出乎很多人的想像。反对者不仅来自巫统，还包括执政党的土著团结党和诚信党，马来知识圈和文教组织内也有不认同者，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和其他相对较“开明中庸”的穆斯林也认为，林冠英的做法不妥。
除了6月30日举行党选的巫统之外， 并非所有反对者都从政党政治角度出发。为何出现这种不同阶层和思维马来人反对“中文文告”事件？这是一种根深在马来人思维的观念即“一个语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他们而言“语文是民族的灵魂”，坚信和秉持这种观念。
马来社会普遍接受这个论述，认为马来文应该代表国家，多元社会的大马更需要官方语文作为团结全民工具，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不时出现凸显马来文重要性和显著地位的政策，这种情况偶尔也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施政上。
原以为“中文文告”事件，只是茶杯里的小风波，怎知星火燎原，当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赛沙迪和政坛老将莱斯雅丁（前政府社会文化顾问）和其他亲希盟的人物陆续发言，成为全国焦点。
此事已超越单纯的“方便中文媒体”的范畴，朝野马来领袖的反对声浪把此事提升到官方语文的地位，牵涉国家语文政策。
行动党在此事上被夹在希盟三党之间，友党没有雪中送炭（除了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甚至火箭本身的巫裔领导也没很高调站出来力挺秘书长，另外3名行动党部长也沉默以对，除了是国家语文政策的大课题之外；马哈迪形容“小错误”的言论，让希盟阁员们收到盟主把此事定调为“错误”的讯息后，停止争议。这也是行动党不再进一步辩驳和阐述立场的原因。
应重申多元精神理念
其实，行动党应该趁著这个良机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告诉民众该党的政治理念，特别是1968年发表的《文化民主政策》把“多元文化”视为国家力量的泉源以及集体文化的基础，而不是争端与不和的导火线。
根据行动党网站指出，“文化民主”主张让所有不同的文化立场，在多元社会中自然地交流和发展，因为这是达到稳固及维持国家融洽的最佳办法；也集中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
《文化民主政策》的具体内容主要有：无条件地接受马来语为国语；恢复英语的官方语文地位；给予华文和泰米尔文官方地位，包括允许在国会及州议会自由地使用这些语文； 平等对待国内巫、英、中、泰四大源流学校；提高英文与数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大学入学资格应以考试水平而非种族因素为筛选标准。
行动党也在1967年发表《文良港宣言》，申言该党坚信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建国过程，必须实行种族平等的原则。在文教政策方面，强调要尊重宪法精神，即在坚定地为接受、宣扬及发展国语的同时，也要保障国内其它民族自由使用他们语文的权利。
对于刚拿下政权的希盟，包括行动党，应该不会急著碰触无法立竿见影，未能累积名望，却容易擦枪走火的语文政策课题。
毕竟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调整的政策，调整需要时间和时机，当下最重要的还是打击贪腐和提振经济。
迄今政府无意碰触语文政策课题，相信未来很长时间内，“一个语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继续主导大马的语文政策。行动党的《文化民主政策》和《文良港宣言》也只能暂时束之高阁，若执意推动的话必须谨慎，必然考验希盟之间的合作诚意。
2次语文政策分歧
历史上曾发生两次执政联盟和反对党阵线因“使用中文”的语文政策出现分歧，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首先是1959年大选前夕，林苍佑代表马华向东姑提出要求把中文列为官方语文，以及争取40个议席参选，都不得要领，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林苍佑最终黯然退党，身为党主席的他也无缘在大选上阵。另一次是1965年，社阵因语文政策分歧而导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家。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则坚持多语文政策。
尽管语文课题的敏感度，有别于马来统治者或土著特殊地位，但上述两次历史事件说明，语文政策依然是不容挑战的课题。冷处理，甚至不处理是最常用的避免争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