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经济的出路何在？是许多人关心的课题，特别是在原产品，如油气、油棕价格大跌的时期。
油气价格大跌，不但减少了外汇收入与国内资金的流动，也使联邦政府收入大减，如从占收入的约35%跌到约23%，而油棕价格长期低迷，更使到许多小园主收入大减，进而冲击到小市镇的经济活力；毕竟，在大马，油棕占了总农业用地的72%！
油棕占百分比之高，是颇惊人的。它是大马的经济命脉。在2014年，矿产品与农产品占了我国出口的约24%。油气能源、油棕橡胶与农业则占了GDP的约30%。这个经济结构显示，大马经济依赖原产品。
其实， 也是因为这个经济结构， 才使得油气与原产品价格大跌，弱化了大马经济的基本面，进而引发马币大幅贬值，而这个贬值，又引发了进口型通膨（Imported Inflation）。因为，有许多必需品如粮食是进口的，大马的稻米自足率只有约70%。若原产品价格高企，即便大量进口必需品亦无大碍；只是，若收入与马币大贬，生活压力就大了。对低收入阶层言，更是吃不消。
大马虽然是个中高收入国（ 2 0 1 4 年， 人均收入约1 万美元） ， 可也得明白， 人均收入只是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一个平均数，它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的实况，而大马则是个收入与财富分配颇为不均的高贫富悬殊国。
2013年，受薪阶层的薪酬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33%。在发达国，这个占比通常可高达50%或以上。虽说第11大马计划（2016-2020年）有意要把薪酬占比提高到40%，以及把基尼系数从0.40降到0.38，可这只是一个计划，能否实现，尚有许多未知数。
低层次经济活动
其实根据雇员公积金（EPF），有75%的会员（约1400万人）的月均收入在2千令吉以下，2千至5千的只占约15%，它显示大马其实是个低收入国。更难堪的是，大马还是个高生活成本国；低收入高生活成本，正是大马的真实写照。
尽管我国有计划要在2020年实现高收入国目标；也就时，在2020年人均收入可高达1万5千美元，进入高收入国行列，可如上所述，由于贫富差距大，即便真能实高收入国，普罗大众也不会有实感。据此而论，与其谈望梅止渴的高收入国，不如谈脚踏实地的低生活成本国。只要降低生活成本，实际上等于提高收入。
实话实说， 大马是个“三低国”， 即低生产力、低增值与低收入国， 而这三低又是互为因果的。以生产力为例，在第十大马计划（2 0 1 1 - 2 0 1 5年）大马的生产力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6%。这个生产率增长率虽高于发达国， 可做为发展中国家，却是不足的。就增值（V a l u e -Added）而言，一贯以来，大马经济活动的层次均不高， 尽管大马是个高贸易依存国（TradeDependence），如出口可占到GDP的约74%，也是全球第27大出口国；可问题是，量大价低。
在本国增值的部份不多，主要从事组装与包装，然后出口。即主要组件（Components）均是进口货，如长期以来，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Goods）占了总进口的约60%。它显示国内增值（Domestic Value Added）偏低。
实则， 出口的原产品， 也多是原油与原棕油，是加工低的名符其实的“原”产品。可以推想，这样低层次的经济活动，怎么可能带来高薪资？这就是大马低薪资的真相与真因。一个出口低增值商品的高贸易国，是个绣花枕头。
何以如此？ 主因之一在于，大马的1 2 5 0万名劳动人口中，只有约28%是熟练（SkilledWorkers），62%是半熟练，余下10%是低技能工，且技能内容通常跟不上时代。一国的贫或富，或者是一国内的贫与富， 起因固然多，可长期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技能、知识与设备的不平等，也就是致成长期贫富不均的内在因素，是技能、知识与工具（设备）等的不均不平等。其实，如果人民普遍上具有实用的高知识、高技能与适用的工具与设备，中产自能扩大，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而政府的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
阻力在于政治
在德国， 瑞士等国， 有约70%的16岁的高中生，是进入技术与职业学校，可大马则相反。直到今天，也只平均约1 6万的SPM毕业生（大马高中文凭）进入技职学校，且技职教育一般被看低看偏。这也是何以，大马出现一个学与用失配（Mismatch）的长期现象，即市场需要的人才奇缺，可市场不缺的人又僧多粥少，逼得政府得雇用学非所用的大专生。
更怪的是， 大马还有诸如毕业生可雇用性培训计划。显示出，大马的许多大专生缺乏实战力，毕业后得再培训，以便减低其失业率！
低技能、低生产力、低增值、低薪资的后果便是高人才流失（因本国缺乏机会），高廉价外劳，高污染产业（如Lynas）等。其实，若人民普遍具有高技能，大马可以有一个二元劳动市场，即本国人从事高层次经济活动，廉价外劳从事较低层次的活动，如吃重的建筑业，以减低成本。可政府虽从1990年代便大谈知识经济，也设立了人力资源基金（HRDF），可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每个五年计划也大谈加速人力资本培训，可事实却是基本上旧态依然。
如何从低技能、低生产力、低增值、低薪资转入高技能、高生产力、高增值，进而提高可持续的，与高生产力与高增值适配的高薪资，显然是大马的出路；只是，真正的阻力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如现实中存在著庞大的寄生型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上也是金钱政治泛滥，权钱交易成为潜规则。
如果不改变这个政治生态，反腐无力，即便有好点子如新经济模式（NEM），也是徒然。这是个非不能，而是不为也的问题。办法多的是，就是不愿或不敢来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