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政治，不少人会联想到“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句话。在当代政治学，有关政治的定义颇多，较流行的是，政治是有关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事务，而制定与推行公共政策，又往往涉及了物质与非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据此，有人干脆把政治定义为价值与资源的权威性或威权性分配。说得白些，就是有关，什么人得到什么（金钱、地位、权力、教育与就业机会等）、何时得到、如何得到、得到多少的事务与过程。
至于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政府的性质为何？传统上，西方政治理论，是把政府视为“必要的恶”；因此，必须限制其职能于一定范围内，否则，公民自由就会受到威胁；毕竟，人民组织国家与政府的首要目的是自保，其他则是其次的。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则把国家与政府，视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只是，进入20世纪后，许多左翼人士已改变思路，把政府视为“必要的善”，也就是能做好事的工具。其具体例子则是，大有作为的福利国。当代西方左右翼的政治与公共政策的争议，基本上便是围绕著政府是“必要的恶”，抑或是“必要的善”而展开的，至于政官商勾结则是另一层次的课题。
必要的恶论者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少管闲事，除非证明民间或市场办不到，或办不好，政府才应不得已而介入；必要的善论者，则主张政府要多管闲事，尤其是有关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的正义事业。通常，分配公正多是个“度”的课题。
美国的自由市场论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当代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政府，是种既具有民主选举，也具有庞然巨物二种性质的民主──巨物产品。这里的巨物是说，政府的行为动机与目标，是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一定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利益包括诸如生活享受、威望、权力、地位，既贵且富等，而由贵而富则造成权钱交易。
“量出为入”减赤字
只是，由于形式上的民主制度的制约，以及从本身长期利益著想，他们也不会竭泽而渔（如税收过重），而会以短期主义行径，来谋求其利益最大化，如不必要地扩大其部门，或制定自肥式政策。这是何以许多民主国家的公共机关，不必要地过度臃肿，支出日增，而效率又不见得有所提升的主因之一。分权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为新潮流的主因之一。
对于选举与公共政策，也就是集体选择的结果。虽说，选民会根据成本──收益（Lost and Benefit）的原则来投票，可信息与知识并非免费的，愿与不愿，花时间、金钱去寻找信息与知识者的票值（含金量）是不对等的（虽然票票等价）。
此外，有组织的团体，会较无组织而人数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取得更多好处。关键是，要懂得组织起来与要有管道，而通常，利益集中的小团体会更善于取得好处，这就涉及了游说（Lobby）与利益集团政治（Interest-Group Politics）的课题。
对政治人物而言，扩大支出自然也比缩减更能讨人欢心。与其吃力不讨好地求好，倒不如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地去讨好。当然，其结果就是出现“赤字中的民主”。要对症下药，一是用宪法来限制赤字额；此外，财政预算也不固守，有多少收入便花多少的“量入为出”的传统方式，而可以反其道而行，先预算要花多少，才征多少税收的“量出为入”的原则。这可以限制政府的无节制的征税。（若预定的支出少，便可相应减税）。对于福利国，公共选择学派是暗指，这是种慈善的专制政府模式。
据此可知，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派）或供方经济学派一样，是反对政府干预，视政府为必要的恶的右翼。他们与左翼理论家一样，皆有其一面之理，而社会的演化，则是在两者的交锋中，曲折前进。约言之，左右皆有其长短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