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Kapihappys喝咖啡！”Kapihappys不是门店，也不是档口，而是脚车咖啡馆。老板王宝祥每个周末都会把脚车骑到吉隆坡“生命之河”（River of Life）与火车铁路邻近的天桥底下，让客人不时伴住火车的轰隆隆声，品尝一杯精品咖啡，体验不一样的“Café Hopping”（探索咖啡馆）！
采访当天，记者差点儿找不到Kapihappys的所在位置。“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这里虽然偏僻，但风景很好，没有蚊子，还有天桥遮阳。”今年45岁的王宝祥曾当过25年的摄影师，有少许艺术家性格。他此前在郊外岭（Taman Desa）摆档，但人流量非常少。“我带著25公升的水去，至少半桶回来。”
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因为疫情关系“半途出家”，但他说，从2019年就开始骑脚车卖咖啡，但那时只是兼职。因为爱骑车，疫情前，他每周都会从隆市骑到乌鲁冷岳县。“我爱喝手冲咖啡，所以会随身带上器皿。骑完车，喝杯咖啡吹吹风，享受一下风景。”山顶上没有售卖食物、咖啡，让他看准了这个商机，开始边喝边卖。“这场疫情严重打击摄影业界，摄影工作完全停了下来，只好把希望投放在脚车咖啡馆上。”他一周仅营业3天，周末在“生命之河”，星期四则在甘文丁路（Jalan Kamunting）。
摄影酬劳被压榨 对业界感到厌倦
“周末一天能卖出30至40杯咖啡，但遇上下雨天，可能10杯也卖不到。”手冲咖啡的售价介于10至15令吉，王宝祥说：“虽然不用租金，但我咖啡豆的成本很高，不至于赚大钱，但也不会饿死。”他也坦言，这两年确实降低了生活素质，因为过往当摄影师，最高峰月入可达到五位数。
虽然国内的社交活动已经逐步打开，但他认为荣景不复以往，“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习惯线上活动。”当了20年的摄影，他坦言对摄影业已经感到厌倦，“倦”的不是拍照，而是大家都在拼便宜，根本没有意思。“最近一家法国美容公司筹办一场大型活动，需拍摄2天，但只愿付2000令吉。”
商家总会以业务受疫情打击，要求摄影师降价，他认为，这根本就是道德绑架。“活动场地、活动板至少花10万令吉以上，但他们却来压榨摄影师的酬劳。”他直言，即使山穷水尽也不会让步，因为一旦减价，就是不归路。
身为专业摄影师，王宝祥也赞同智能手机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取代摄影师。“现在的手机随便拍就很美，当手机能应付夜景拍摄的那一天，我相信很多摄影师都会失业。”虽然收入降低至少一半，但他说，自己算是幸运的，因为无需供房子、车子，大部分收入只用来投资在冲咖啡的工具、脚车和相机上。
长期照护母亲 学会放慢脚步
王宝祥喜欢自由，也喜欢速度。“我以前骑的是公路自行车。”如今咖啡馆用的却是日本邮差脚车。“我原本是买来收藏的，因为它和我小时候骑的脚车很像，所以对它有种特殊的情感。”他说，比起一般的公路自行车，日本邮差脚车有种独特的魅力，但缺点是不能骑太快，也无法承受太重的重量。”如今让他学会放慢脚步的原因，除了疫情，也包括母亲。“妈妈在2019年年尾被诊断患上老人痴呆症，需要长期照护。”
他是家中幼子，上有两个姐姐，虽然一位姐姐还是单身，住在隔壁，但他说：“照顾妈妈的大部分责任落在我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馆一周只能营业3天。每次出门前，他都必须确保姐姐有空交接照顾妈妈的任务。采访当天，应摄影记者要求，他必须骑著脚车多绕几圈，记者随口说了一句：“实在不好意思。”他却回复：“没关系啊！难得出来，我也是要多绕几圈。”
一个爱自由的人被迫长期困在家中照顾母亲，他坦言真的很辛苦。“患有老人痴呆症的老人其实是很难照顾的，他们晚上会特别活跃，而且经常想获取别人的注意。”他直言，母亲甚至比慈禧太后还要难服侍，因为嘴巴很挑。“她只吃贵的食物，不吃大排档，更不吃我煮的，因为没有味道。”他起初十分迁就母亲，不爱吃就换食物，就怕她会饿著；后来他狠下心，如果母亲不愿吃，就不要吃。“等她饿到受不了时，自然会吃。不然她还没傻，我就已经傻了。”
因为照顾母亲压力大，王宝祥曾经萌生自杀念头。“自杀也是需要勇气啊，我不敢跳下去…”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把母亲送到疗养院呢？“我有带她去看过，但被骂得很惨。”他分享，自小就在母爱缺失的环境下成长，因为妈妈嗜赌，经常把他丢给保母照顾。“父母因为工作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孩子因为工作无法照顾父母、送往疗养院，就被视为不孝。”他坦言，自己对于这个世俗看法无法理解。“没办法啦，她始终是我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