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人也许不熟悉周东彦（37岁），但是他的名字在台湾表演艺术圈中响亮了10年。他是剧场与影像导演，有“影像诗人”的美誉。几年前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亲自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参与最新作品《关于岛屿》的影像创作与设计，他与林怀民花了3年时间一起完成作品，他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让文字像落石一般砸死人。”
这趟是周东彦第一次来马，马不停蹄的行程，让他没有时间好好逛一下吉隆坡，他说这些年到处飞到不同城市工作，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工作节奏。话虽如此，这几年他的创作时间拉很长，好像与林怀民合作的《关于岛屿》，以及同时进行的丹麦跨国制作的剧场作品《光年纪事：台北－哥本哈根》，一共花了3年做影像设计，这对于一个创作人而言是十分奢侈的。他点点头，可是想起了创作是一个思考、消化、再吐纳的过程，又补说：“对一个创作来说，3年时间不多不少。”
《关于岛屿》是林怀民退休前的最后编舞作品，即将在今年3月于吉隆坡国家文化宫公演出。在林怀民找上门之前，周东彦就凭作品《空的记忆》在2013年世界剧场设计大展中夺得“最佳互动与新媒体”大奖。
他说，那几年他与团队花了很多时间摸索了即时摄影、环景摄影、4D浮空投影等多媒体影像技术，可是到了林怀民的面前，他都不要这些东西，“他要做印刷体，想做文字。”
当时他对林怀民说，“文字”在流行音乐圈、娱乐圈已经常常被用到，不如别碰好了？“林老师只说不担心，我们试试看吧。”他带了超强团队跟林怀民一起工作，“他们当中有很会做3D建模、打光的，可以把字打得很立体、旋转跳跃的，可是老师都不要这些，他说是噱头，他只要黑与白，不要光影、不要立体。”
3年酝酿文字天灾
周东彦说，在与多媒体结合的很多作品中，某程度上《关于岛屿》是素朴简单、清冷的，“老师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次他要表现的是文字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现代人对文字和故事的感觉，可能已经渐渐淡忘了，大家只看手机和视频，已经不看报纸、不阅读了。”
林怀民让他们去上课，理解印刷体是怎么来的，那是怎样的官方文字，同时丢了很多台湾文学作品给他们看。“我们开始读字，让它从有意义，变得无意义，再变成图像，字到最后要像落石一般可以杀人，他要呈现一个天灾。4年前，我们听得茫茫然然，然后开始试著做一些东西。”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让诗词慢慢消失，从有意义的诗句，变成一个一个的字词，最后变成河流。老师丢给我们非常多的文学之外，还给我们山名、鸟名、树名，他问我们知道哪些地方，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他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当这些东西开始没有要那么看到其中的意思了，这些在上面流动的字，全都是台湾的鸟类和河川的名字，地名慢慢跑进来了。”他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让文字砸死人，“文字像落石砸下，发生大地震，所有的舞者倒地，一片黑暗之中，是文字打造的星空。然后好多好多的词再度浮现的时候，他们会慢慢地碎掉，甚至被海浪冲走。”
演出前两个月，他终于看到团队努力做的影像配合著舞者是什么样子。“突然间我理解了这一切安排的意义是什么。当那些落石落下来的时候，影像组的大家鸡皮疙瘩掉满地，问大家你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说很怪，我说哪里怪？大家迟疑了半天，有人觉得影像终于活过来了。他看到那些文字真的把舞者砸死了。”
林怀民教会我如何生活
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影像的意义是什么？一定要用酷炫的影像才能说故事吗？如果影像在剧场作品中只是一个华丽的点缀，真的有必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与精力来做这件事吗？周东彦也常常问自己，如何让影像不只是背景，而是一个独特的说故事的工具。以《关于岛屿》为例子，如果拿掉影像，这个作品就不成立了。他说：“部分的演唱会或娱乐节目，其实少了影像还是可以完整听到这首歌的意境，但是基本上影像在《关于岛屿》里不只是文本和脉络，甚至可以是另外一个舞者，我们希望影像在剧场或表演里面，担任的是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装饰。”
林怀民带给他什么影响？他说现在还说不清楚，因为他自己也还在改变。“除了跟林老师学习规划空间，他的所思所感以及速度之外，还有就是学习如何生活，以及待人处事。他会问你有没有看巴索里尼、费里尼的电影，有没有看这个看那个，但他也会问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甄环传》，他活得非常入世。他每天读新闻、读书，也可以很亲切地跟我们聊韩剧、偶像剧，他并不是活在象牙塔里。”
试试做做看，自有新发现
“我其实一直在做自己不会的事”、“我们试试看”是周东彦常挂嘴边的话。他2018年的“一席”讲台上说：“我发现迷路是我一直想办法做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害怕迷路，而他的路就是迷路。他开始艺术创作，是因为对人生有很多疑惑。“我不介意迷路，尤其是以前，可是最近比较…”他顿了顿说，“现在我正在经历那个‘Lost’的感觉比以前更强烈。”
迷路，可以指很多事情。37岁的迷路，是此刻创作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我成立了一间制作公司，但是我们都在做很不商业的纪录片，虽然是一间公司，但并不是非常赚钱，仅仅够应付我自己和公司的日常运作。”他继续说：“我心里一直想做创作，而且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拥有一些资源和机会，可是以前刚毕业的时候拿到15万台币（约2万令吉），之后拿到100万（约13.3万令吉）的机会，到现在拿到300万（约40万令吉），可是钱永远都不够，并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从25岁到37岁的我，我的父母也老了10岁。”他说艺术家对于生活的焦虑，与普通人没有差别。
创作上的迷路，周东彦不一定不知道方向，而迷路是一个学习选择的过程。他在创作上一直抱著走走看看的心态，尝试挖掘不同的可能性，“人生难免会有搭错车的时候，不得已到了一个地方，不妨坐下来吃个东西或什么的，可能会比跟著旅游书更有趣。我们永远都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当然你也可能遇到不好的事。”
“我们都被标签是年轻世代，但是我现在并不是非常适应IG的语言，我懂这些科技，可是不觉得自己操作得非常好，更别提抖音了吧。”他不是怕自己跟不上，而是如何找到年轻人的语言，与他们连结。“我之前拍了很多纪录片或艺术影音，我知道这些作品很有趣，也绝对有它的观众群，可是新的一代更享受刷手机里的世界，多于看现场表演，我想这个焦虑是全人类共有的、有感的。”
他笑说，从事艺术的人可能都想很多，情感很丰富，“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忧国忧民，回到艺文创作者的身份，我到底要说甚么?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在现在还跟我们有关，实在太伟大了。然后呢？它现在跟15岁、18岁的人要怎么样有关。好比很多芭蕾舞者在IG上非常红，他们已经红到更在乎那个瞬间的照片多过他们在台上的表演了。
因为没有人看到他在台上拼搏了两个小时，大家只会看到他在IG上的followers，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代，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呼应它，如何跟它相处，他保持谦卑，“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答案。”那就继续试试看、做做看吧，自会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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