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系列（二）
关于爱国，叶瑞生说：“爱国情操应该是一种自然、发自内心对一片土地的热爱。出于这种关爱，希望国家可以变得更好，也自然愿意为她付出，甚至牺牲。爱国情操最忌的是被国有化，由执政者来定义爱国等于爱执政者。这就是爱国情操被庸俗化的开始，也是一国崩坏的开始。”
叶瑞生（51岁）是社运老将。他曾出任“人民之声”（SUARAM）总干事，更赴曼谷担任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的总干事。他不仅站在最前线关心本土的人权进程，也为环保与国际议题发声，“我们在讨论课题时，需要有讨论的空间。不能因为一些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就打压他。很多的课题可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执政者提出的方案就是完美、唯一的道路。”
2014年，叶瑞生离开服务了多年的“人民之声”，想要尝试新的发展方向与突破。“我在那里做了很多年，觉得没有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觉得是时候该休息一下了。”
他卸下的是“人民之声”总干事的身份，并非维权的使命。这3年间，叶瑞生换了不同的身份，其中包括了净选盟发言人、绿色浪潮协会荣誉秘书等。最近一次，他与十八丁区州议员蔡依霖、马章武莫区州议员李凯伦等人，在中国大使馆前请愿中国政府释放癌末的“中国维权人士”刘晓波。
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彼此互相牵连，人权民主的课题是跨国的，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里。“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如果能够更尊重人权，对整个区域来说是好事，以后才可能创造出更多协商的空间。如果中国国内不允许批评文化存在，延伸至国外的话，我们有一天会遭殃的。”
叶瑞生表示，两个背景因素促发他投身社运，“第一，1980年代颁布的新经济政策，我的家庭甚至华人社会都笼罩在被歧视、被边缘化的氛围中，有被当成第二等公民对待的情不仅是大环境的背景，叶瑞生也感受到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差别待遇，“你会看到某些同学，成绩也不比自己好，却很轻易地取得奖学金，能够出国深造，拥有好的发展机会。中学到大学我都活跃于华文学会，无可否认存在一份民族情感，觉得自己有维护民族文化、语言的使命。”
遭逮捕 立意捍卫自由
然而，这些事件还不足以让他投身社运。1996年，他与逾百名的政党领袖和社运分子，在吉隆坡一家酒店出席一项讨论东帝汶独立课题的会议，遭到警方的逮捕和扣留。这事件直接冲击了他，促使他辞掉私人界的工作，加入非政府组织参与维权工作。
“那一次全部参与者都遭到逮捕，外国人都被遣送回国，我本身被关了5天，不能够自由走动，充满了焦虑和不自在，原来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受到了自由被剥夺的滋味，那个感受终生难忘。然而，那并没有让他退缩却步，反而激起他的抗争斗志。“我觉得很生气，我们也没做错什么事，甚至不像现在这样走上街头，而是在酒店里开会而已，竟然就被抓起来，简直就是岂有此理！”他说，面对不公平的体制时，需要有人站出来反对。
从“非法集会”到自由上街请命
1998年，他在劳工资源中心上班。那年安华被捕入狱，掀起了记入史册的“烈火莫熄”运动。两年后，叶瑞生觉得契机来了，遂加入了“人民之声”，冀望作出更大的贡献。社会议题林林总总，叶瑞生认为掌握策略至关重要，他以“烈火莫熄”为例，“它是一个契机，过去我们根本无法吸引马来人参与社会运动，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抓紧机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社会运动如果吸引全民参与，政府就无法把正当的课题种族化了。”
他刚加入“人民之声”的时候，主要负责国际游说的工作，“那时候我们觉得应该趁烈火莫熄，把我国的人权课题带到国际上，尤其是内安法令的无审讯扣留程序，我们要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或组织支持我们的运动。”
他认为社运份子不仅是政府的监督者，而是国家进程的参与者，“以前我们的力量很小，仅能扮演监督的角色而已，但是经过那么多年，公民运动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力，人民也开始感觉到自己有比较大的声音，可以影响未来的发展。”
公民运动对体制的挑战，往往面对执政者地打压。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叶瑞生坚持不懈走了近30年？他说原因有二：“第一、有一群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同路人相互支援和鼓励；第二、在这路途上，虽然充满挫折，但也有一些小胜利，让我们看见其实在做的事情不是没有效果。”
他口中的小胜利，比如说是国家人权委员会。“政府是不会成立这样的机构监督自己的，因为烈火莫熄，让时任首相马哈迪感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为了向国际展示自己对人权的尊重，而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前我们并不能随便上街示威，只要3个人以上的聚会，警察就有权利来驱散并且把所有人逮捕起来，因此当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过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呈上备忘录，进一步让更多人体会到集会的自由性，也成了抗争的其中一个管道。”
还有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的问题。“以往我们上街都会被催泪弹和水炮车对付，并且遭到逮捕。我们要移除掉这个阻力，让人民可以更自由上街抗争，没有恐惧感。2003年，时任首先阿都拉上台，为了表现其清廉的形象，他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2005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书涵盖125项建议，其中包括修改法律，以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集会自由法令，废除集会需向警察申请的条文，改为只需要10天前通知警方，虽然不是我们满意的结果，但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308和505大选的成绩，则属于公民运动的大胜利。”
终极目标：完备民主制度
社运抗争并没有想像中的理想，牢狱之灾往往是无法回避的代价。叶瑞生点点头说：“尤其人民之声一直是走在最前线的组织，如果政府要采取行动，我们往往第一个遭殃，而最令人恐惧的是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虽然进出拘留所是家常便饭，所幸的是，他不曾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这些年来，叶瑞生没有成家。他归咎于自身姻缘无法开花结果，与社运无关。他需要交待的人是父母，“他们会在报章或电视上看到我，有一次警察找上我老家，那时只有我母亲在家，她吓了一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劝退我，他们知道我不是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投身人权组织快30年，作为社运的老将，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起国家的民主制度，“我最希望看到的当然是人权被尊重，人民基本的权力被尊重。”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那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视乎你做出多大的努力。虽然我本身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侄儿侄女，我也想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国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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