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系列（一）
关于爱国，张永新说：“爱的反面就是害，我反对‘害国’的人，那就是爱国的表现。人们看得见那些高高竖起的国旗，听得见高喊爱国的声音，但是不容易看见‘害国’的人。对损毁国家利益的事坐视不理、不起身反对伤害国家的人，等同于不爱国。”
人称张老板的张永新拥有一家出版社，取名“策略研究中心”（SIRD），同时经营著一家书局“文运书坊”（Gerakbudaya），他编辑、出版和分销的书不分语言，主要是社会科学和文史哲等“别人不愿出版的书”。69岁的他说华语，也说马来语，身份认同是马来西亚人，不再细分种族。年轻时期因左翼运动被关进扣留营长达8年，这段历程让他成为今日的张永新，他说：“我的人生说不上精彩，但也绝不平淡。”
8月1日，是张永新成为政治扣留者被送进扣留营的日子，也是8年后，他获释的日子。访问时告诉他：“报导凑巧也是8月1日刊登”，他挑了挑眉，笑了笑。20岁到28岁，是大部分人用作打拼，为未来储存粮弹的美好年华，在现已废除的内安法令（ISA）下不经审讯被扣留了那么长的时间，张永新却不觉得浪费，反之认为是那8年成就了今时今日的自己。
“我初中毕业，高中肄业。成绩不好，家里也穷，在学校里面有参与学生活动，17、18岁加入劳工党，参与了两次示威，后来被逮捕，被送去当时在柔佛麻坡政治扣留营，每两年发来一张纸，就是给你的控状，说你对国家安全仍有威胁，不能释放。延扣什么人、延扣的理由我也搞不懂，有些比我更重要的领袖关得比我短，基本上没有逻辑可言。”
政治扣留营里扣留的都是知识分子，张永新到里面去，反倒像入大学深造，他笑言：“我觉得进去反而是赚到，那是动荡的年代，很乱、很穷，我也没有固定的工作，进去认识了很多厉害的朋友，还学会了马来语。”
上世纪60年代，华人的种族和文化意识相当强，进扣留营之前，张永新受的是中文教育，只和华人群体打交道，“进去后意识到在大马要搞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一定要多元，要懂得说马来语，所以我下定决心学。”他接著说：“里面有朋友教，一天读6小时，大概2年后我可以教别人了，但要教别人，自己就要吸收更多。”扣留营里多元种族的集体生活让他成为摒除族群意识的人，他参与多元种族的人民党，后来协助公正党，经常称自己在文化认同上不是华人，而是“群岛人”（Orang Nusantara）。
为全民争取权益
马来西亚各族群普遍上有强烈的族群意识，长期显现种族政治的格局，意欲改变现今的局面，有人笑张永新天真，但他认为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且认为无论路途多遥远，总要迈开脚步走，“人们常说，华人人口越来越少，值得担忧，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社会公平，只要是人，就有权利，和人口多寡没有关系。属于每个人的权利，人人都该争取，但应该是一致地为全民争取，而不是争取个别族群的权益。”张永新指自己对政治一向感兴趣，但也强调：“我说的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过程，政治涵盖的不仅仅是政党。我还是有心参与政治工作，希望能协助建立更好的政治运动和组织。”
思想觉醒 一代一代接力累积
2000年成立出版社和书坊，张永新说那是他的志业，“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他不谈梦想，他说理想，“我们以前受的是理论教育，谁是压迫者，不公平发生时要行动，要改变就要做点事，思想上是很清楚的。我们要建立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建立民主的社会。无论什么事，都有个目标，也就是所谓的理想。”
以前的民主运动比较激进，是否那才是抗争应有的样子？张永新说：“以前拿枪，打死人、被杀死，这些当然激烈，放到这个时代来，这样的方式已经不可能。不说武装，只说示威，现在有那么大量的人走上街头，我觉得很了不起；以前执法单位捉人、打人，现在不捉了，这些都是改变。”
为什么一定要斗争，为什么不可以假装看不见？张永新认为，只要懂历史，便知道我们现在享有的一切都来自前人的奋斗，“历史的长河里，我的80年或许不长，但不可以没有我这80年，为了下一代拥有更民主、更公正、更健康的环境，必须做。我可能看不到成果，但我们这一代离开了，下一代会继续做，历史就是这样一代接著一代创造出来的。”
1976年从扣留营出来后，张永新跟著哥哥从事建筑，做的是太阳底下的劳力活，但还是很关注时事动态，报纸、杂志等是精神粮食。在扣留营的后期，他和友人将一些马华文学翻译成马来文，出来后写信给当时走在时代前端的杂志《人类脉搏》（Nadi Insan），希望能允予出版。《人类脉搏》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群留学美国的大马学生毕业归国，抱持社会主义、希望能做点事所创办，其中包括影响张永新后半生的乔莫（Jomo Kwame Sundaram），当时他是马来亚大学的讲师。
“之前是为了出版翻译手稿的事和他频密接触，1985年我想要改变，离开了建筑业，他叫我来雪兰莪。当时我在家乡柔佛峇株巴辖，没家庭没牵挂，也就上来了。他供吃住，我当园丁，后来也教补习，包括教嫁到大马的作家永乐多斯、戴小华马来语。”张永新跟著乔莫搞出版，后者去演讲，他就跟著去卖书。后期张永新也动笔写评论，1996年开始搞刊物《大专生》，1999年结束，2000年就成立了“文运书坊”。
坚持做好一件事 寄望接班人
常有人误会“文运”这个词指的是文化运动，事实上却是文化运输，从一个脑袋到另一个脑袋。张永新感叹：“很多人说‘张老板，你做得很不错，出了很多书，有成绩’，但我跟朋友说其实我很失败。”他坦承：“我一直在等一个人来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我想跟你一起做’，也不是要谁和我一起捱，甚至可以提高酬劳，但目前为止遇不上这种人。”自己的孩子对这一行不感兴趣，现有的员工有的是本来就没把这一行当志业，有的是做了一段时间寻求工作环境的转换或是选择进修，他们固然能把工作做好，但并非想要和张永新并肩而行的人，所以他始终在等待和寻找接班人。
和张永新谈话，完全不觉得自己在和年近古稀的老人说话。他认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若不与时并进，就会因不理解而产生许多摩擦，“我们那个年代因为贫穷所以必须刻苦耐劳，现在环境不同了，不靠劳力靠脑力，现在的年轻人信奉自由主义，很少会坚持做一件事；以前强调组织，现在则强调自由、不绑死。如果我硬是要停留在自己那个年代，肯定无法理解现代年轻人。一味批判，只会双方都不舒服。”但他也不忘补充：“太过没纪律的，也还是得稍微批评。”
看著张永新脸上的纹路，听他说年轻人，想起了那句“谁不曾年轻”，他说：“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当中充满了挑战，但是我很珍惜这个过程，包括扣留营的那一段。因为有那样的经历，现在做事不会畏首畏尾，也有故事可讲。”对他而言，平淡的生活不算生活，轰轰烈烈才不枉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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