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组屋，楼下电梯口旁的石凳上，总会有一位巫族老爷爷和一位华族老奶奶坐著乘凉、发呆。每天上下班经过，都会看到他俩的身影，两人也不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著走过的邻里们，偶尔认识的人们经过，会停下来和他们哈拉两句，但多数的时间，他俩都是一语不发坐著发呆，直至夜深。
我虽和老奶奶是多年老街坊，和她聊天的时候却极少探问她家的事情，只是隐约听别人提起，她和儿孙相处得并不好，所以尽量不想呆在家里，有时候甚至连三餐，都是在电梯旁的凳子上吃。
看著老奶奶和老爷爷，我时常在想，我们的住宅区，是否有可能有这么一个空间，让这些不想回家的银发族能够自由活动、休闲、交际，甚至是得到护理照顾？这个概念并不新鲜，远的不说，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在许多住宅区都有托老所，或者老人康乐中心供银发族自由使用。
以银发族的空间使用际遇在此延伸思考，在霸权话语嚣张跋扈的马来西亚，公共空间里，规划以方便少数群体使用的设施已经是极其简陋，更不用说专为少数群体使用而规划、设备完整而友善的空间。
学者早有研究，城市空间的分配，往往是权力的象征，简言之，空间分配更便利于掌控较多社会资源的群体，例如在金钱和权力往往被划上等号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型商场、金融商业活动中心、工厂占据公共空间，为有能力消费者而设；海边高级住宅林立，为富有阶级而设；休闲空间被占用开辟成为有能力购车者而设的停车场……例子比比皆是。
除了资本消费权力支配的空间，性别权力结构对空间的支配也是常见的例子：我们的男厕和女厕占用一样大的空间甚至拥有一样的厕间，无视于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因此时常看见女厕大排长龙、男厕门可罗雀的情景；妈妈们在公共场所没有适当的哺乳空间，导致许多喂人乳的母亲要在卫生状况极差的厕所里帮孩子们解决三餐；我们从未想过要规划方便第三性人使用的卫生设备。即使是在私领域和私人空间如住家，厨房、家务间等等空间的设计，往往也以男性话语为决定权，忽视女性需求。
社会空间对身心障碍者的不友善也并非新鲜课题。虽然已有明文规定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必须建设无障碍设施，但公众对无障碍设施的无视也极为普遍。盲人道和轮椅坡道上常停放摩哆、脚车或者置放其他障碍物、栏杆等设施被破坏也是常事。往往外观设有无障碍设施的建筑，其实际功能却同样对残障人士不友善——电影院和剧场没有置放轮椅的空间，更不用说博物馆、餐厅、图书馆这些基础公共建筑里设有各种友善于弱势族群的设施。
另外，被誉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我们的国家甚至也缺少适当的活动空间，即使是有，也只是以官方话语为出发点，以官老爷的认知为标准而设，非从青少年和儿童视角出发。
当公共空间被各种权力结构挤压，当每一位公民无法公平拥有空间的使用权——我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能有多少进步的空间，实际也已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