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潮汕方言发行的电影《阿嫲的情书》，似乎给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势力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认为方言应该由政府协助的形式予以保留，表现出感情胜于理性的思维情结。为了表达政府的亲民与亲和力，今年的群众大会讲话，新加坡黄循财总理宣布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官媒和电影院播放方言媒体的空间。新加坡从以往严格管制方言的播放到今天的松绑，尽管人们观点各异、见仁见智，但鉴于新加坡的复杂语言和国际贸易与生存环境，我们不妨从语言的分化与融合视角来探索一个有高度历史意义的课题，即人为的保留方言还是让它自然消亡？
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人类从最初的无语言，发展到简单部落语言和复杂的社会大群体语言，其过程不但漫长，而且受到自身文化发展水平和外来文化影响与吸收的结果。同一语言会发生分化，其导因是人类社群内部纷争或外族入侵、人口增加耕地不足等而造成的分裂，分裂自然导致迁徙外地，在古代自然经济和沟通艰难的条件下，催化剂是地理上的隔离，例如路程间隔遥远，但即使间隔不远，自然屏障如高山、河流和海洋等均是阻断族群间沟通的障碍。因此，迁居外地人与原居地族群分离日久，逐渐产生方言差异，演变成不同独立的语言，这过程是谓分化。
在古代帝国时期，即使帝国内部方言差异巨大，但掌控政经权力的中心城市，为使号令统一和易于指挥，必需要使用权力中心城市的书写语文和语言进行统一沟通，以加强行政效率。就以古罗马帝国为例，罗马人经过近五百年的雏形发展到帝国扩张顶峰，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西罗马被北方日耳曼蛮族灭亡为止。罗马人使用的官方拉丁文已发展至词汇与结构丰富的语文，并遍布帝国各行政区，为官员和天主教会主持人最重要的行政或传教语文。
然而即便西罗马灭亡后，日耳曼族征服者基于自身语文局限，而不得不继续以拉丁文为官方语文。这个趋势在欧洲各国继续到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与王权兴起后才有所改变，此后拉丁文的官方地位逐渐被各国民族语文所取代。随后，只有少数社会上层和贵族通晓的通俗拉丁语，在拉丁语区域分别演化成了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罗曼语族语言，渐渐成为民间百姓通俗的语言。在过去的200年中，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境内的各地方言，也在国家教育政策和正规教育普及的冲击下，发音趋向主导方向统一。
中国的历史情况大致相似。长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者，基于自身语文与行政文化较落后，绝大部分均自我汉化，采用被征服者的官方语文以方便统治与行政管理，采用的官方语言也就是以京城的语言发音为准。换句话说，如果明成祖朱棣没有从南京迁都北京，满清灭明之后又以南京为首都，南京方言便极可能是今天中国的普通话，发音以南京话为标准了。
与欧洲各国民族语文不同的是，中国各省各县方言虽多得难于想象，但书写文字却是相对统一，尽管书写文字的发音各有差异。而凝结各省各县方言于一种书写语文靠的是方块字和古籍经典著作的文言文。这些经典著作，自隋代以来便是科举考试范本，文言文的行文笔调，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书写语文，与各地区的地方方言后来演化的口语毫无关系，基本是两个语文体系。在儒家大一统的文化范畴下，各省各地的汉族也从未发展出持久的独立民族国家和使用自己另创的文字，除了西藏、新疆与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之外。长期作为中华帝国藩属国的越南和朝鲜，便是曾经广泛使用汉字的国度，于近代以拼音文字取代了汉字。
谈了语言分化（Language divergence），我们再谈融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测，到了本世纪末，全球现有的7000种语言中，将有3500种会消失。在全球化以及国际贸易与交流频繁的未来，少数强势和影响力深远的语言，将会引导务实的年轻人不再学习和使用地方性小语种，包括自己的母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交流频繁与旅游业的兴盛又促成地球村中各种语言重新融合（Language Convergence）。这个过程有两个现象，一是同一种语文在不同的国家使用，基本不再大幅度分化，譬如中东和北非属于阿拉伯语系的20个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18个西班牙语系国家将会为了沟通方便，加上接触密切、相互影响和吸收，共同语趋向较为统一现象。也就是说，将来的拉丁美洲使用的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本土语言会保持大同小异现象，尤其是各国官方书写语文原则上均能互相看的明白为准则。同样的，由于教育的逐渐普及，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各地的地方方言，也会随著时间推移逐渐消失。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
新加坡在19世纪初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为了开发新加坡为欧洲与远东之间的转口贸易港，大量引进福建和广东等地移民，以及少量印度和马来移民。在教育领域，英国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出资出地兴建民族型学校，经费、行政和课程内容自理。殖民地时期，全岛涌现大批由乡亲会馆和民间团体创办的中小学华校，教科书主要采自上海各书局出版社，课文内容视中国为祖国。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为培养初级行政人才，也和基督教会合办中小学英校，官办英校用地由教育部直接拨发，而拨给教会的用地最初大部以免费或象征式租金转让，但随后学生增加而收费上涨多靠教会基金、教友募捐和富商捐赠取得用地。
殖民地时期（1819-1959），新加坡基本靠海港经济维持，既无工业也无现代化金融业。华校中学生英语水平普遍低下，政府中低行政人员需求量小，就职机会几乎全由不谙华文的英校生包揽。华校生出路大部任职私人中小型企业或当华校教师等。殖民地时期，华人之间方言盛行，少数英校生家庭的年轻一辈已经普遍日常用英语交流，与父母沟通许多却仍靠方言。
新加坡独立后，教育政策从殖民时代的多元学校走向以英语为学校主要媒介语的统一路线，但教育部制订了必修10年的母语第二语文政策。从此由这个政策衍生出来的是意图改变华社“方言多样化”到“华语统一”的第二语言身份，而第一语文最终是向“英语为主”的转变。为此，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政府积极推广“讲华语运动”，抑制方言。在这段期间，年轻一代的华人家庭的确少讲方言，华语逐渐成为家庭内的主导语言。然而当21世纪来临时，伴随新加坡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组织家庭的年轻一代已完整受过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阶段，家庭用语快速转向英语。
数据显示，1990年主要使用英语的华族家庭占比18.8%，到了2010年增加到32.3%，2015年更涨到36.9%，首次超越华语。最新的2025年数据显示，主要使用英语的华族家庭占比已达58.1%。由于英语家庭已成为主流，而且父母的华语水平也日渐低落，不易教孩子。新加坡教育部为应对这一变迁，除了引进大批中国教师教导华文，还不断调整母语教材，以提升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和理解能力。
基于以上论述的新加坡华族语言背景和演变，放宽方言的传播已没多大意义，可看成是为了给一些少受正规教育的年老一代的补偿性心理安慰而已。说到此，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为保留方言一个短时期好，还是让它自然消亡好呢？
法国确立巴黎方言为标准语音的历史
一个国家主体语言的使用，政府政策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就以法国统一国内语言并将巴黎方言确立为标准语音的历史过程为探讨案例。16到17世纪时期，巴黎人说的只是法国北部奥伊语的一种方言。1539年，以巴黎为统治中心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宣布废除拉丁文官方地位，改以巴黎官话为唯一的行政通用语。自此国王、朝臣和上层精英各界交流开始使用巴黎口音的法语，它代表著高等身份和阶级的象征，并称之为“标准法语”。
即便如此，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法国仍有超过80%的人口使用各种地方方言（Patois），不会说标准法语。大革命后法国虽有消灭方言并推广巴黎官话的提案，但真正使法国民众放弃地方口音和方言得归功于近代世俗化义务教育的普及。19世纪末，法国教育部通过法案，立法提供免费、世俗和强制性的国民小学教育。同时，校园内也设有方言禁令，规定学生说标准巴黎口音法语。
此外，更有效的是法国20世纪出现的大众传媒与全民兵役制。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制征兵制以及二战后的国民服役系统，将法国各地的士兵混编入伍。为了方便沟通，士兵均不得不以巴黎口音的标准法语为唯一的指挥和交流工具，使地方口音或方言向巴黎口音融合。
二战后国家广播电台与电视的普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电视广播员均统一采用去地方化的、标准的巴黎腔发音，小孩不但在学校与老师学习标准口音，回家听到的也是。在家唯一听到的不同口音可能是爷爷奶奶的地方音吧！
马来西亚的多元语言环境
在马来西亚，华族在生活中的多种语言问题更是需要务实的去理解和面对。目前，我们还看到一些华人既能说华语和某些方言，也能说英语和国语马来话。其实他们大部分能操多种语言的能力都居于一般水平，有些强有些弱，甚至有些只有粗浅水平。在多元种族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既要说华语，又得说马来语、英语和方言。不过很多年轻的一代，已不会方言，因为华语已成为华人之间普遍的沟通工具。方言越趋没落，这是正常的语言融合与演变过程，不必人为地去扭转不说方言的趋势。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华族将来一代如果说好流利纯正与词汇较为丰富的华语，再加上顺口与较高水平的马来话和英语，舍弃了方言会可惜吗？显然不会，因为换来的是加强三种主要强势语言的优化与水平的提升，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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