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之中，儒教深度介入或绑定中国古代政治，佛、道教也曾被皇权大力扶持或利用，乃众所周知之事。当然，这也并非中国社会的特色，毕竟大多数社会都曾经如此，包括西方社会。一直到近现代，部分西方社会的教会还是对政治事务享有蛮大的话语权（尤其天主教会），直到20世纪，随著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的愈发成熟和普及后，如此情况才逐渐淡化乃至消除。
换言之，三教——尤其儒教，自从随著中国及泛中华社群被“牵扯”入现代，遭遇现代性和世俗性的洗礼之后，也逐渐——乃至或说颇突兀、突然地被迫与政治割离（尤其因为帝制的瓦解）。相比而言，隔邻的日本因比较稳健地现代化，通过贵族精英主导的改革而复兴王权，甚至复活帝制，其传统信仰也被升级为神道教，反而在二战结束前，整个国家实际上是在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带动下变成高度的宗教化，神道教几乎定调了整个日本。
不管怎样，二战后，无论中国、泛中华社群（加上传统上倾向中华系统的朝鲜和越南）或日本，都齐齐被更彻底地拖曳入西方主导的世俗性洪流里，三教也好、神道教也好，都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乃至整体性的地位、影响力及相干性。易言之，东亚社会的世俗化，其实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乃由内部逐渐衍生和成熟，而是更为受到外部力量的逼迫、促导或植入。譬如美国二战后对深度绑定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道教之“祛魅”和“去势”，就非常典型。
毋庸多言，世俗性乃现代社会的根基之一，否则一些人们已普遍接受的现代模式和程式根本难以运作，如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技发展等。毕竟一般诞生并基本成型于古代的宗教，比较难以完全契合或配合如此模式和程式，甚至时而还会对之产生干扰、破坏。当然，这并非要宣判宗教乃负面的“过时之物”，而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美好、正确的。毕竟，所谓现代也可能终究只是个特殊的时代，不见得能永久持续，而未来有可能又要退返“古代”也。
再说，诚如本人一贯主张的：世俗性并非宗教的敌人，反而正因为世俗性的崛起，宗教或才能摆脱过多的政治反向绑定（如日本军国主义绑定神道教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王权及封建主义绑定天主教），回归到个人主权定夺下的自由及纯粹信仰。实际上，今天还是有某些极端人士动辄把宗教绑定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性别沙文主义等，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也玷污了宗教的本质，诚需要世俗性来对其产生制约、消解乃至颠覆作用。
综言之，现代社会的世俗性固然影响了传统宗教，包括三教自古以来的地位和相干性，但不见得就截然否定了其意义和价值，令其陷于被动地等待“凋敝”的绝境。就如同其他早已自发改革的宗教那样，三教应致力加强对现代性的探讨和了解，包括掌握世俗性崛起的缘由、格局和利弊，并明智地作出一些对应或适应，乃至“协作”及“借势”，以重整其多面的角色与功能。
总之，三教多多少少都是摆明侧重“为人”、“修心”和“修身”之学的宗教，即便世俗性弱化了其传统的政治地位和相干性，但回归到现代个人主体和主权的范围内，它们依然能够提供非常充分的价值和信仰资源，从内到外，从个人到社会，不仅提升个体的身心素质，也能协助造就更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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