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未来，就在当下”。
大部分人对于人权都有一定的理解，比如受教权、幸福权、自主、免受歧视的保障等等，更别说是最基本的生命权，大家都知道生而为人，就拥有生存的权力。
《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里有一句关于生存权的叙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一段叙述作为许多政策的制定原则，打破了许多地区的不合理文化、政策、民情，也是各国争论是否该废除死刑时的重要依据，它保障了许多人“生”的权力，但它是否也涵盖了人们选择“死”的权利呢？
知名作家琼瑶于上周选择轻生离世，享年86岁。她在遗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与坦然，引发了笔者对人权的深思。
她在遗书里说道：“年轻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生命。一时的挫折打击，可能是美好生命中的‘磨练’，希望你们经得起磨练，像我一样，活到八十六、七岁，体力不支时，再来选择如何面对死亡。”
琼瑶以此叮嘱年轻人珍惜生命，耐心面对人生的挑战。尽管她自己选择了轻生，但她对自己的这一选择赋予了独特的解释和深刻的思考。不但没有一般认为自杀者就是消极、逃避现实的刻板印象，反而充满了对生命的珍惜、尊重，还有对自己能过上一段灿烂人生的自豪。
她在遗书中明确冩到，她不希望自己在“衰弱、退化、生病”的“惨状”中死亡，她是“翩然”的去了，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轻盈”地摆脱逐渐让她痛苦的身体。在她看来，死亡不仅仅是生命的终结，更是一种对死亡拥有自主权的表达。
或许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有些“惊世骇俗”，但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死者的选择？一个人在无法承受痛苦或不再感到生活有意义时，能不能被允许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死亡的权力
在一些国家和文化中，如何“有尊严地死去”正在成为一个重要人权议题。例如，瑞士、荷兰等越来愈多国家允许安乐死，美国部分州属也支持“医生辅助自杀”（如俄勒冈州的死亡尊严法）。
其实，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并没有直接提到“死亡”或与死亡相关的权利问题。它的内容仍然主要集中在确保个人基本生存、自由和尊严方面的权利。这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免受酷刑和歧视的权利，以及文化、经济和社会参与的权利等。仅仅依靠第3条的“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是否足够论证我们生而为人，也拥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
在我国，安乐死（euthanasia）仍然是非法的。根据《刑事法典》与医疗伦理准则，任何形式的安乐死或协助自杀行为都被视为违法，行为人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就算在已经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也不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能得到行使死亡权力的机会。
荷兰是全球首个将安乐死和辅助自杀合法化的国家，该国法律对安乐死的实施设有严格的条件。例如，对于未成年患者，需满足附加要求：16至18岁的未成年人需在与家长商议后共同决定；而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得到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但今年4月一名身体无恙，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的28岁女子被批准执行安乐死的个案，却在荷兰掀起广泛讨论。反对者认为这会导致医疗保健的专业人员会更容易放弃患者，更多地同意患者的安乐死申请。
从荷兰的例子可以看到，尽管安乐死已经合法化十几年，且已经拥有健全的心理辅导、评估、监督机关，仍然会出现许多争议。再看回我国，在最近频频出现中学生坠楼事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位死者的心理谘商、辅导相关记录，在出事之前或许有人察觉到他们的异样，也没有人采取合适的行动。所以直到事情一件件发生以后，都没有人能评估、判断出这些年轻的生命在消逝之前，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在心理谘商的体系还未成熟之前去讨论是否该开放选择死亡的权力予人民自身，似乎就没有多大的争议了。
生命的抉择？
事实上，安乐死合法化后，许多国家都面临两大现象：一是安乐死案例数量逐年上升；二是存在放宽资格限制的压力，荷兰的情况也不例外。今年，荷兰前首相德里斯·范阿赫特（Dries van Agt）与妻子尤金妮（Eugenie）在享年93岁时，通过安乐死携手离世。
范阿赫特自2019年脑溢血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而尤金妮也因健康问题无法独自生活。两人共同决定，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这一罕见的伴侣共同安乐死案例，再次引发了关于“死亡选择权”的伦理讨论，以及对安乐死合法化是否存在潜在滥用问题的担忧。
尽管法律规定为安乐死设定了严格的边界，但社会对“死亡权利”与“人道尊严”之间的平衡点仍在不断探讨之中。琼瑶在离世前的遗言以一种积极的语调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悟，即便她选择了轻生，批评者并没有想象中的多。这种现象或许说明，在面对个人死亡选择时，社会往往受到个体生命故事、文化背景与公众形象的影响，对“死亡权利”的接受程度也因此存在差异。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惊世骇俗”的选择时，是选择批判一个人剥夺自己生命的选择？还是选择尊重，尝试去理解一个人选择自主结束生命，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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