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要素之一的世俗性何以重要，或许不是人人都能理解、认同，乃至也未必知晓其为何物。简言之，世俗性限制了宗教在各种社会制度中的权威及权能，由此容许人们更多、更大、更宽松的选择空间，包括选项和程度，而不至于被特定宗教过度限制、干预，乃至捆绑、控制。
比如说原本就颇为世俗（儒教式的世俗），后来经过清末民初的大变革后更加被世俗化（西式世俗）的中国及华人社会，其社区结构乃至家庭制度就相对开放，导致不少新生代华人享有蛮大的自由，包括在思想、文化和宗教选择上。有趣的是：这一点可能颇多中国人和华人都未必意识到，然其或正可解释何以中国人/华人社会不仅极少产生“原教旨主义”，乃至部份知识分子之中还流行“反传统主义”。
某些人可能会举中国大陆某段时期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意识形态流行的案例，来证明其岂不也是某种扼杀选择的“原教旨主义”。确实，不过相比于宗教原教旨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通常没那么深入骨髓，也不会绵延不绝，横跨数代人。毕竟，相对入世，乃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和信仰，还是比出世，更为理想主义、本质主义的宗教，较易随著具体环境及条件的转变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诚如当下的中国。
自不待言，恰如摆脱了政治原教旨主义枷锁的中国大陆，如今正创纪录地迅猛现代化，实质上当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也与其约自17-18世纪发端的世俗化息息相关，即宗教渐渐不再是唯一、至高、绝对的权威，牢牢地控制几乎所有制度。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开始，宗教就不再是知识，乃至意义的最终权威，从而赋予了西方人更多的选择来观察、试验、理解、思考和创造，宛如开辟了文明演进的新赛道，进而启动了其现代化，包括18-19世纪的工业化。
可说自19世纪以来，随著西方引领的现代化普及全球，不论是不是通过更为直接的殖民地、租界、保护国、势力范围等经验，或间接的政经文教影响，非西方社会大体上都已继承了一定程度的由西方人建构的世俗性，如世俗法律、世俗伦理、世俗教育、世俗官僚、世俗医疗，乃至民主和君主立宪制。虽说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未必良好，但此世俗性多少推动——或至少护航了这些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一体化。
坦白说，今天所谓的世俗性，虽大体乃西方产物，但并非表示非西方社会本即无之。正如前文所提：传统中国其实不无其世俗本质及面向，乃至恐怕早在东周的春秋时期，部份知识分子，包括孔子，就开始刻意调低、淡化一些宗教元素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了。也许如此世俗本质及面向，在其他非西方文明中也并非一贯从缺，所以没必要过于划清界限而否定、异化、排斥之。
总之，若人们尚肯定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向，那接纳和捍卫世俗性，确保所有人得以享有较自由、开放、平等、宽容的选择权，就属关键任务。而且，与某些宗教主义者所指控的相反：正因为世俗性，人们才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自主接触更丰富、多元的宗教元素，扩大和加深个人的宗教认知和修养，而不是被某方操控的宗教权威单方面地灌输、框限，或圈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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