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定历史因素使然，我国华族在语文教育上有所谓的英校生与华校生之别，也据此出现了华人教育与华文教育或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之别。
英校生的产生可推溯到1818年传教士在槟榔屿创办槟榔屿义学（Penang Free School），较后也在马六甲创办马六甲义学（Malacca Free School，如今名为马六甲高等中学SMK Tinggi Melaka），及在新加坡创办的莱佛士学校。这些19世纪创办的英校也确为华社培育不少杰出人物，如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与仕在北洋”的传奇人物辜鸿铭。此君虽是英校生，从英国毕业返槟榔屿后也勤学中文，之后还到中国任官，甚至成了大臣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虽饱读西书却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孔孟之学情有独钟，大赞儒学之合理性。
无独有偶，同是海峡华人出身的林文庆也是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大力推广学习华语、孔教与社会改革如剪辫子，除掉小脚之陋习，甚至身体力行创办新加坡首间女校（中华女校），他还在1921-1936年在陈嘉庚的力邀下当上厦门大学校长。
有趣的是，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份子流行批孔批儒打倒礼教之际，这两位峇峇出生与饱读西书的传奇人物竟然大力表扬儒家思想之美与善，确是令人侧目。
此外，有鼠疫斗士之美称的伍连德与曾当上马华公会会长与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医生也是峇峇出身，他们也曾到中国服务。可见，读西书未必就会数典忘祖。在中国严缺人才的20世纪初，他们学成后愿意到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服务，也确是难能可贵。
由于英校生也是华社的一份子，他们之中也不乏关心华社事务者，只是由于人生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他们与华校生在性质上倒是颇具差距。整体上言，在20世纪初，英校生比华校生更关注他们在马来亚的权利与利益，而且在政治上也较华校生来得温和，即便参与政治，也多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革命者。此点，英殖民者也很清楚。
在1950年前后（紧急状态时期）殖民长官便曾从出生地与教育背景把华族分为英校生与华校生，认为英校生较具马来亚意识（实为较效忠于英殖民政府），而华校生则较中国取向与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如马共）。
扶持英校生
据此，英殖民政府便想在紧急状态期中扶持温和与不反英的英校生组织本土政党，以填补华社无代表的真空，马华公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英人支持组成。在1950-60年代，英校生也的确代表了华社与巫统、国大党及英殖民者协商马来亚的独立。
其结果就是，英人在马来亚的权益如矿场、种植园等受到保护，而不像印尼那样充公前殖民政府的资产。马来亚能和平取得独立，实与这种协商有关。
说白了，就是华校生反英反殖加速了马来亚的独立而多被逼上梁山或坐牢，而英校生则坐享其成，即华校生坐牢，英校生当官。在马来族方面亦然，马来左翼坐牢，马来右翼当官掌权。这就是马来亚的政治现实，或许可以说，英校生较识时务而华校生则较不识时务。
从1950-60年代，基本上马来亚的掌权精英多是英校生，如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敦三班丹等。只是1969年513事件后，各族英校生的势力受到削弱，特别是华族。尽管如此，英校生依然拥有颇大的影响力，如林吉祥父子、林苍佑。
由于1971年后，政府逐步把英校马来语化，意外地促成华校的复苏，也使更多华族把子女送入华校。大体上有九成的新生代华族至少受过6年华小教育。若非英校马来语化，恐怕华校也会日趋没落，因为在1960年代便出现了英校生递增，华校生递减的趋势。毕竟，人是很现实的，这是人性。实则，不少华教斗士的子女也是英校生而非华校生，出路总是重要的受教考量。
今天有不少友族选择把子女送入华小（之后可能转入国中）也与中文有价有关，而未必是出于爱好中文与中华文化。就华教而言，下层的华族普罗大众反而是更坚定的华教支持者。精英反而考虑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