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末，科技席卷人类社会，网络成为新时代的代表之一。正如近年来当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fical Intelligence)初次问世时，人们仿佛遵循著相同的轨迹：从怀疑和抗拒再到依赖甚至不可或缺。无可否认，科技发展的洪流势不可挡，而顺势而为则成为必然的选择。
2002年9月29日，总部设于东马的启德行集团(KTS)创办了《东方日报》，打破了西马半岛一贯由传统4大中文报长久以来维持的局面，旨在为广大读者群提供另一个声音。值得一提是，启德行集团在东马一向来用心地经营的报纸有：《诗华日报》、以及英文婆罗洲邮报《 The Borneo Post 》和马来文婆罗洲前锋报《 Utusan Borneo 》，成为唯一拥有三大语言报纸的集团。《东方日报》则是该集团西渡的第一个心血结晶，旨在更广泛地覆盖全马读者，秉持著“以新闻为本，不哗宠取众”的理念。
3年前的今天（4月16日）标志著《东方日报》从纸媒蜕变为电子媒体，全面走向网络版。尤其在新冠疫情笼罩下，《东方日报》作为大马中文电子媒体的先行者，那也意味著那是一次大胆的变革。事后看来，当初的决定是明智不过的。
首先，《东方日报》的转型为电子媒体，带来了质与量的双重提升。电子媒体使得其能够通过编辑团队提供更为深入、具权威性且不偏颇的报道。这些报道不再受版位限制，因此能够更加丰富和精准。坚守媒体素养的编辑们立志成为新闻界的清流，致力于还原事实的根本。这种深度的报道不仅提升了新闻的可信度，也拓展了读者对于新闻事件的理解。
其次，电子媒体使得《东方日报》的读者群体得以扩大。网络的广泛覆盖意味著能够将正确的资讯传达给更多的人，不再受地域限制，同时也提高了传递资讯的速度。这种量的上涨不仅增强了媒体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高质量的新闻资讯，从而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如今，《东方日报》的面子书专页有200万的关注者。
增加互动
另外，电子媒体的互动性使得《东方日报》能够与读者进行双向交流。读者可以通过留言等方式给予反馈，这种互动性增强了读者与媒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与分享，使得媒体更加贴近读者，同时也使得新闻报道更具有参与性和活力。
相比之下，社交媒体虽然也具有快速传播信息的特点，但其弊端日益显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真实性难以保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影响，导致舆论的混乱。2003年5月11日，当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和数份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引用了“信息瘟疫”（infodemic）一词，反映了传统媒体需要紧急应对信息瘟疫的现实。因此，打击信息瘟疫已经成为传统媒体的紧迫任务之一。
众所周知。正规媒体则通过严格的新闻道德和准确的报道，为公众提供可信赖的信息来源。正规媒体在采访、编辑、校对等方面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保证了新闻的质量和准确性，与社交媒体相比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权威。
总的来说，承载流量是一种公共责任，《东方日报》必须善用流量扮演著第四权的角色。它的转型为电子媒体，既捍卫了知情权，又坚持了不偏颇地报道的原则，这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善用流量不仅可以让国家政策上传下达，也可以让公众获取到准确可信的信息，从而造福社会长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