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国内外人士在谈到华族时，多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华族控制了大马经济或华族均是有钱人。
其实，自殖民时代开始，华族虽在经济领域表现不俗，但说到控制马来（西）亚经济就未免言过其实。较中肯的说法应是，华族确实在大马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也确做出了不少贡献；惟整体上言，其实力则是居中而非占支配地位。
在殖民时期如此，独立后亦然，主要差别是，在殖民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是英人，而独立后，特别是1971年出台新经济政策后，占支配地位的则是国家控制了官联公司与官联投资公司。回顾历史，华族大量移入马来亚主要发生在英殖民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矿工、胶工、小商贩、小工匠等。
之所以，首先是英国本身人口有限，其次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世界出现反贩奴风潮，不宜移入大量黑人奴隶；其三，东印度公司及后期的英殖民政府不想把马来族引入现代经济领域，而要把马来族固定在乡区与从事生存式经济，顺便也为马来亚提供一些基本粮食；其四，当时马来族人口也有限，不足以应付劳动力需求。
在这种综合因素作用下，引入中国劳工便成了首要考虑，而中国本身的人口也在19世界达到历史新高的4亿人，地少人多流民处处，外加上天灾人祸，便很自然地出现了移民潮。估计从1840-1940年，中国出国人数高达约1500万人，扣除了归国人口，长期留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南洋的人数也有好几百万，仅在印尼与马来亚便个别超过百万人。
就马来亚而言，早在1794年，当时管理槟榔屿的莱特便提到：“华人是我们人口中最有价值部份，他们有男有女有小孩，共约3000人。他们包括各行各业，如工匠、木匠、打铁匠、商贩与种植者……政府可以不花费便可从他们身上抽取收入。这是政府不凡之举。”
从营利取向的东印度公司角度言，引入这类华民华工华匠华商确是物超所值之举。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引入华人确是一本万利之举。著有《马来亚华人史》（1948年）与《东南亚华人》两本经典之作的巴素（Victor Purcell）在《马来亚华人》一书中导论便明确指出，谈现代马来亚而不提及华人的贡献是不行的，若没有华人，今天的马来亚会像往日一样没有发展，没有公共建筑，没有学校，没有医院，也没有法庭等等。
华英共业
简言之，现代马来亚的创造是华人与英人共同努力成果，是华英共业，谈到现代马来亚创造，华人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
当然若仅仅说现代马来亚的创造仅是华英共业，而不包括其他族群也是说不过去的。更客观的说法是，这是巫华印（度）英的共业。巴素在1921-46年曾在马来亚政府当过高官，特别是管理有关华人事务的部门，或许是这个背景使他忽略了其他族群。
华族在现代马来亚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就经济面言，在不同历史阶段，华族的实力有所不同。总体的趋势是，在某产业的初期，华族可能占支配地位，可到了中后期，当欧洲大型企业也参与后，华族的地位便被削弱；惟仍然可能维持居中间的位置，也就是洋人在上，华族居中，土族居下的三重结构中，以采矿方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华族均是矿产品的主要生产商，可进入1920年代后，随著欧洲企业的加人生产，华族的生产占比便节节下跌，如1920年华欧的个别生产量占比是64对36，到了1929年便转为华族只有31％，欧人占了61％，到了1939年则是欧人67％对33％。
之所以，自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如欧人是用化零为整的有限公司集资方式经营，自可集中资本办大事，如采用铁船开矿；此外，殖民政府也会把好矿地优先批给欧企。同样的道理，在橡胶业，在1938年时，拥有5000依格（acre）以上的欧洲企业有470家，而华族只有一家，华族拥有的多是100依格或以下的胶园。这种现象也见之于其他领域，如金融业与进出口工业等。
尽管，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可独立前提之一是，不可损及欧企的即得利益，且马来亚也没有特别鼓励本土企业经济或产业政策，以至到了1969年大马上市公司拥有权中，外企占了63％，华企仅占22％，而土著则仅有1.5％，印度裔则仅占0.9％，以及其他约14％。
直到197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后，为了要实现土著占比30％，外资30％与非土著40％的目标，外资占比才逐步下跌到约30％，而土著与政府官联公司的占比才节节上升。有人认为，在21世纪初，土著与官联公司的占比已超越40％。
支援性角色
伸言之，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华族均没有支配马来（西）亚的经济，惟华族也确是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但也说不上占支配地位。主因在于，大马的制造业以电子电器占比最高，而这些企业又是多为外资，华资通常只是扮演支援性角色，如提供较低端的零组件或从事组装、包装、测试的部份，主要的关键零组件则是进口货而非本地制造；此点可从大马的进口结构中一窥究竟。
整体上言，今天的大马可说是个族基型国家资本主义国，主要经济命脉操在官联公司或官联控股公司。从国家整体发展角度看，华族对大马现代化发展的贡献是可圈可点，如不少城镇的发展便主要靠华族，如吉隆坡、怡保、太平、新山、诗巫等。
以新山为例，在1820年代便已有华族进人新山种植甘密、胡椒、甘蔗等经济作物，从而带动了城镇化，进而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口的现代化。除了新山、诗巫、威省等农业发展区外，四州府（即霹州、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基本上则以矿业开发为主，而三州府（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等港市则以商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
整体上，可以说华人居人口多数的地方均是大马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也是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如在1957年，在21个人口1万人以上的城镇中，有17个是华族人口过半的，具体而言，吉隆坡31万人口中，华族占了62％；乔治市23万人口中，华族占了73％；怡保12万人口中华族占了67％；巴生7.5万人口中华族占了61％；马六甲6.9万人口中华族占了73％；芙蓉5.2万人口中华族占了66％，马来族占多数的城镇则主要集中在半岛北部也是发展程度较低的城镇。
这也突显出过去100多年来马来亚的发展相对集中于半岛西海岸，而这地区也是华族与印族相对集中的地区。
西海岸发展较快速固然与丰富的锡矿有关，但也与英殖民的直接管治有关。至于北马4州，在1909年之前还是泰国的属地，故华民华工也较少，发展也较滞后。或许，这也是何以巴素认为，马来亚的现代化是华英共业理据所在。只是要提醒的是，华族的经济地位虽重要，却还谈不上控制马来（西）亚经济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