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得利亚电力公司（SADE）凭著“公共事业”名堂，顺理成章的把任何反抗大坝工程的的声音都标为反政府。意大利共产党对抗议行动的支持，更使之变成“反对党阴谋”。1956年，卡宾枪骑兵队（Carabinieri）入驻埃尔托和卡索，以监控异议。
1959年9月，维昂特大坝果真竣工了，坝顶高度是海拔725.5米。这成就却是笼罩在山体滑坡阴影中。半年前，埃尔托卡索附近的庞德塞水坝（Pontesei Dam）发生严重山体滑坡，坠入水库的沙石激起大浪，卷走一名工人，遗体从未寻获。
这庞德塞水坝，也是隶属于SADE。1960，轮到托克山“发癫”、“行走”了。大坝在2月开始蓄水，期间就出现滑坡现象，并在11月4日加剧，80万立方米的山体坠入大坝湖中激起2米高的大浪。这时候，那些拿SADE薪水的地质学家终于硬著头皮面对残酷的事实：坝址地质实在不安全。
灾难可防可控的妄想
SADE开始委托专家研究山体滑坡坠入水库人工湖造成的危险。地质研究报告的结论是：水坝蓄满水恐怕会诱发托克山滑坡。这样的结论，对SADE和执政党而言，是难以接受。如果大坝工程的瑕疵公诸于世，这等于是把子弹送给政敌和商业竞争对手，SADE的股价也会大受影响。就在这一年，政坛开始辩论关于1270家电力公司国有化的利益。SADE当然不能错过这个赚大钱机会。
托克山滑坡事件之后，SADE专家就主张降低蓄水量，借此减弱滑坡现象。结果，水位降到海拔650米的时候，滑坡现象真的减弱，甚至完全停止。这成果给SADE工程师带来无比的信心：原来托克山滑坡现象可防可控。这么一来，SADE就可以放心的在大坝蓄水，等到滑坡现象太糟糕的时候再降水位纾缓情况。
1962年12月，意大利电力公司国有化计划迈入新阶段，ENEL（Ente Nazionale per l'energia Elettrica的简称，意为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吸纳国内所有私人电力公司以及其资产，包括SADE的威昂特大坝。SADE高层有机会在ENEL继续任高职。ENEL成立消息一传出，SADE马上施展“降水止崩大法”，避免滑坡问题影响这关键时刻的商业利益。之后，再把水位拉高至715米，以展现维昂特大坝满足ENEL验收要求。
此后，地震、地裂、滑坡重现。1963年9月27日，SADE再施展降水大法，但为时已晚。滑坡依然加速、加剧。10月9日晚上10时39分，2亿6千万立方米的沙石坠入维昂特大坝人工湖，激起的巨浪仿佛两头巨兽，一头冲往上游的埃尔托和卡索，另一头冲往下游的朗格罗尼、彼拉果（Pirago）、里瓦尔达（Rivalta）、维拉诺瓦（Villanova）、法埃（Fae）、柯迪萨果（Codissago）。
悲剧发生后，SADE和意大利政府继续仗著执政势力的优势扭曲事实。亲政府媒体引导舆论风向，渲染灾区和恐怖和灾民的悲惨，声称这是一场“天灾”。
更不幸的是，赔偿金变成一门灾难财大生意，为幸存者们带来第二场灾难。许多受害者从未获得分文赔偿。当局所谓的经济援助、税务豁免，到头来是惠及灾区外面的企业。时任总理乔瓦尼利昂纳（Giovanni Leone）矢言为灾民讨公道。1963年12月，利昂纳下台，随后成为SADE的辩护律师，削减灾民赔偿金，并撤销至少600人的索偿资格。
发灾难财恶果
维昂特大坝在规划、建造的那个时代，人们对地质学的了解是远不比如今的程度，环境规制的概念也未成形。然而，如今的马来西亚，仿佛处处都可见维昂特惨剧的倒影。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打击，和意大利在战后的情况颇为相似。各界企业要求“加快复苏”、“不要吓跑外资”、“疫情可防可控”，却不见得关注本地舞弊课题的透明度以及民间公共安全意识的成熟程度。百废待兴，仿佛成了众人要求不合理致富的勒索理由。
在种植业，众多大亨纵横文教慈善事业，旗下企业涉及的环境破坏或舞弊问题从来就不是民众在乎的事。在非洲猪瘟事件，许多人在乎的不是猪只死亡对猪农生计构成的严重打击，不在乎如今防疫缺口日后会否成为人畜共通瘟疫的缺口，却很在乎“因为不会传给人，所以猪肉放心吃”。
在森林课题，本地官民不在乎水供风险、滑坡风险、生态波动瘟疫风险，依然觉得靠毁林致富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闹出悲剧，只要在媒体社媒专页灌爆“RIP”和“阿弥陀佛”就没事了。
1985年7月19日，意大利北部矿业村庄斯达瓦（Stava）两座尾矿坝崩塌，倾泻的泥流夺走268人的性命。灾祸肇因，依然是维昂特惨剧方程式：利益重于人命安全。
昔日累积的弊病，若经过人欲的漂白、粉刷，不加以及时根治，总会在今时或未来恶化成灾祸。
我们国内昔日发生的人祸故事，例如红坭山稀土废料污染、淡江高峰塔、立百病毒事件，在这盛行发灾难财的年头，该拿出来重温一下、自我警惕一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