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以前的事情，都这么多年了，还追究来干啥？”
谈及陈年环境舞弊课题的时候，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回应。
人祸，往往是长年酝酿的产物。
无论是工程计划还是政策，不管出发点是多么的惠民，一旦涉及的舞弊形成“肓之上，膏之下”的环境，就会酝酿成无从抵挡且长久延祸的灾难。这些舞弊考量，有时是顾全大局，有时是某种圈子内根深蒂固的潜规矩，往往是局中人从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人们对“老问题”的轻视或刻意无视，通常就是把问题恶化成病入膏肓的关键。夺走大约2000条人命的维昂特大坝惨剧（Vajont Dam），就是这类老问题。
1929年，意大利一家名叫威尼斯水电公司（Societa Idroelettrica Veneta）的电力公司，申请在维昂特河谷（Vajont Valley）建造一座水坝。这项计划源自工程师卡罗瑟蒙扎（Carlo Semenza）和地质学家乔治道彼尔兹（Giorgio Dal Piaz）的构思，认为维昂特河谷是建造水力发电站的绝佳地点。
不久后，这家水电公司就被另一家大集团并吞。这家垄断意大利北部地区电供市场的集团简称SADE（全名Societa Adriatica di Elettricita，即为亚得利亚电力公司），老板是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庇（Giuseppe Volpi），曾在1925至1928年担任墨索里尼政权财政部长，也是威尼斯电影节的创办人。
在SADE手中的维昂特水电计划，就随之与其他类似工程，合体成为大维昂特计划（il Grande Vajont）。这水坝的高度，也应著规模的膨胀，从原本的130米变成180米。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向英国和法国宣战。3年后，墨索里尼失势垮台。就在这混乱时期，公共工程高级委员会（Consiglio Superiore dei Lavori Pubblici）在34委员仅13人出席的情况下，批准了大维昂特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大坝工程的审批程序不见得更严谨。1957年，SADE提出最终版本的大坝，已是高达266米，是当时世界最高大坝。然而，委员会竟然还没收到地质报告就先批准工程。
庞大政商利益
1920年代最初版本维昂特计划的用意，是应付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在二战后，虽说是为了振兴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活动，这工程的其实还包含了庞大的政商利益。
SADE在这时候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有密切关系。这座世界最高大坝，若能够在2年内完工，将是工程界奇迹，也是意大利执政党的荣耀。对政府和电力公司而言，这大维昂特计划是生金蛋的鹅，然而，对当地居民而言，这却是梦魇连连。
住在大坝下游的朗格隆尼（Longarone）居民就担心1923年发生的格里诺水坝（Gleno Dam）溃坝事故会否重演。该事故地点距离朗格隆尼大约173公里，共夺走至少356条人命。维昂特坝址和朗格隆尼之间，只有2.1公里。
上游村庄如埃尔托（Erto）和卡索（Casso）居民就抗议当局以强硬手段征地。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大坝旁的托克山（Monte Toc）。
不妨站在马来西亚角度来看看这个托克山。如果某座山名叫Bukit Reput、发癫山、甚至Bukit Tanah Runtuh，然后当局批准在那山建造高速公路、水坝、菜园、别墅、或度假村，除非是对这地名置之一笑，在那地方进行大型工程自然容易使人觉得不妥。“托克”，在维昂特河谷社群方言里，就包含“腐烂”、“疯癫”、“行走”之意。之所以这么称，是因为这座山频频发生土崩。
对山地居民而言，这大坝万万不可建。对意大利政府和SADE而言，大维昂特绝对不可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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