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界与主流媒体特别是西方学术界与主流媒体硬要宣传只有实践选举民主的国家，才具有正当性与可能实现善治，这只是一种一元论的教条主义，而不是什么科学主张。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1950-7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港台韩），其中香港便是个完全没有选举可又治理得当的殖民地。
这个殖民地甚至有颇高程度的自由，也突显出民主与自由也未必有因果关系。尽管香港是个例，都也能说明一些事实，打破一些迷思，实事求是地说，威权政权也可能做到善治的9个特征中的一些要求。
学术界与主流媒体常爱宣传说凡是非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都具有以下不可欲特征如，实行暴政；不受人民欢迎；不具回应性；缺乏正当性；最坏的政体；没得救，迟早会完蛋或是说迟早会被“民主化”。这些宣传虽可能有一面之理，却不宜一概而论，因为威权体制也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有特色。
首先，得说明的是，威权体制并非现代或当代的产品，而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实则20世纪之前的政体或政权多是威权政体或政权。其次是，在当代威权体制未必就缺乏正当性，因为正当性有多种来源，由选举产生的政权只是产生正当性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式。一个拿得出成绩来的政权也可以具有正当性，即所谓的政绩正当性。此外，传统也可成为正当性的基础。
据此，威权体制未必就是不受人民爱戴的政权。普罗大众也可能是威权体制的铁粉，特别是对国家与民族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与政权。伸言之，威权体制也可能“有可救药”而未必就是“无可救药”的政权。他们虽是威权，却也可能是具有很强忧患意识或使命感，进而做到“以民为贵”，成为民本（而非民主）政权。
当然，民本也可能如民主一样做出不当决策，就此而言，集体领导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误，实则能拿出政绩来的威权多是种咨询性威权，常听取智库的意见行事，而不是简单的一意孤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种技术官僚体制，也就是专家治国体制。其实，即便是当代民主理论家也在大力推动审议性民主，也就是要当权者多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不是当“民选的专制者”。
审议式民主
毕竟，当代世界日趋复杂，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务官（议员或总统、部长等）已难胜任其职，更何况政务官也是人，有人的私心或党益先于于国益公益的偏私可能，连大马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在鼓吹审议式民主；进而言之，威权虽勇于为民作主，也未必就不重视民意。他们也可能具有回应性，行事也可能具有透明性而未必就是常搞黑箱作业。
约言之，不必主观地教条主义地一律认为凡是民主的就是好的，对的，不会出错的，而凡是威权的（非民主程序产生的）就是坏的错的。人间有许多事是具有两面性的，从政者最好能走出唯一真理观，被一个自以为是或宣传成唯一所束缚。人生体验丰富的人，多会体会到人性多面理，不宜把话说绝定死，特别是在这在变动莫测的时代。
一条路跑到黑的教条主义只会使自己陷入牛角尖，死胡同。换个说法就是，有原则的人也要懂得权变，而不是死脑筋，绝对主义与教条主义。其实民主与威权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走互补作用，而未必就是先天水火不容。更何况，民主也可以有多种形式，而未必只有一种形式。
在实际运用中，应多去考虑本国国情与发展阶段，不宜盲目模仿西方，毕竟西方民主也正处于备受考验处境中。不少西方学人也正在检验其民主模式，探讨他们的民主哪儿出了差错。
结而言之，人间有许多事是具有两面性的悖论，民主或威权也是如此；因此要看到事物的两面，而不宜只对其中一个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毕竟人性本身就是善与恶兼有之，这就是产生悖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