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在2010年时大马的总人口，包括外国籍人士是2750万，到了2020年则升到3240万。按照当前的趋势预测，到了2071年大马人口会达到4600万，之后便会出现人口萎缩现象，也就是说去世的人会较出世的人多。
之所以在于大马的生育率日趋下跌，如在1957年一位妇女一生平均会生育6.7人，1980年则到4.1人，到了2000年进一步滑落到3人，在2010年再跌到2.1人。在2021年时更跌到1.7人，也就是低于2.1人的替代水平。
所谓替代水平是指维持人口规模的水平，即每位妇女一生平均得生育2.1人才能保住人口不减。2.1中的2是指夫妇两人，另一个1则是指每一位出生的婴儿未必会顺利成长，而可能中途夭折，故2.1人是替代水平。
说起来，这也不是大马独有的现象，许多发达国早在1970年代便出现这个局面，以至面对人口萎缩现象，其中一些地区与国家如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韩国与台湾，在2021年已出现去世人口多过出生人口的现象。
大马若在2072年才出现人口萎缩也算是迟到者，可预早做事前准备；因为，人口萎缩会严重影响一国的国运如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重担，也就是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过少，而要养活的人口过多的失衡。这个失衡的长期化会重挫一国的国力与活力，甚至是慢性死亡。
因此，要维持人口均衡就得早做打算。基本上，方法有二，一是鼓励人民多生育；二是进口人口。
有关鼓励人口多生育的思想并不新奇，早在1870年代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德国前身）打败后，便出台奖励多生育的政策；因为，当时的法国精英认为，法国被打败的主因，在于人口少过德国。易言之，当两国处于相同发展水平时，人口的多寡便决定了胜败。
今天俄罗斯国力大幅下降主因之一便是人口大幅减少，进而削弱了国力，如在俄乌战争中后劲不继，主因之一便是人力与军力不足。
在多元种族、教群或语群的国家，如黎巴嫩，不同教派（基督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人口消长便是个高度敏感的课题，其人口比例的变动，甚至会引发内战。因为这涉及了不同教派间的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与争夺。
许多多元族群国也面对类似的挑战，即便在实践选举民主的国家也无法避开这个挑战；毕竟，选举民主是个数人口的游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话，那么谁的人口较多谁便占支配地位，这是个很现实的课题。
别说是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如美国与欧盟也避不开这个敏感课题。以美国为例，早在1990年代便有政要写了诸如《白人之死》 （Death Of The White）的书，突出一个敏感课题，即白人生育率的下跌与外来移民（多是有色人种）的增加会使美国的白人在约2050年后变成少数民族（低于50％）。
今天，美国一些白人至上者如特朗普要在边境建围墙以阻止南美洲人大量入境，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此──防止白人由多变少。同理，近年来美国堕胎的合法与否成了分裂全国的撕裂因素，也与此相关。
白人中的白人至上者（多为保守派特别是传统基督教派人士）要非法化堕胎，主因之一便是要堵住白人人口下跌的长期趋势。可以说，这不是单纯的道德是非题，而是涉及了种族消亡的争议。
同理，英国脱欧起因虽然是多重的，如城乡分裂（乡区人口多反对入欧盟，而大城市人口则较多支持留在欧盟），可深层的因素也包括移民课题。
在欧洲如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会崛起，也与人口即命运的争议相关。这不是单纯的恐外症，而是涉及了深层的焦虑，如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固然有诸多因素，可罗马人不愿生育，要靠政府补贴或福利存活，也是深层因素。
简单说，罗马的消亡是个“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事宜，晚期罗马人要安逸生活，不愿从事生产，特别是体力劳动，这就不得不进口大量外来者（德意志蛮人）来从事生产，最终罗马也被外来蛮族所吞灭。这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常爱引用历史教训。
可事实是，不管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何宣传，发达国的民众一般是不愿多生的──即便有奖励金可拿。为何？一般多从经济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如现代人多居住在城镇而非乡区，所从事的也大多是服务业而非农业。
在农业社会，小孩是种生产力，可参与劳动；可在城镇，孩童不再是资产而是负债；更何况由于渐进性的通货膨胀无形作用，生活费日趋高涨，孩童的养育费、教育费等均是种负担。
进而言之，福利国制度也使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失效，民众普遍认为养老金比子女更有保障。养儿育女不但不防老，反而可能被啃老。
约言之，生儿育女是个坏投资不划算。这里一个吊诡的疑问，何以1950-7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只要一个男人就业就便可养活整家人（通常有6个子女），可今天人均收入日趋高升，许多发达国或高收入国反而养不起2─3个孩子？
这是个悖论，一种解释是越讲求人权与福利的国家，政府的收支长期收不抵支，而长期负责包括长期举新债还旧债，最终只好靠无形通货膨胀来消债。
说到底，就是天下没有白吃午餐，这也是右翼人士反福利国的主张之一。深层地看，其实这也是个文化或价值观的事宜。如在美国，传统文化或基督教价值盛行的州（如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等），其生育率均较盛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州高。
整体而言，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生育率虽也下跌可跌势比欧洲慢，一种解释是美国人没欧洲人那么世俗化；即在宗教与传统文化价值还有一定的势力。
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盛行单身潮（多是低端人口）可不少富人则出现“富人超生”的现象，也就是越富有的中高阶层，生育率反而高于平均水平，而且这些富人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教男女。
一般人多认为，女性受教育越高，越是经济独立越迟婚或婚而不育，可也有相反趋势，可以说这其实是个能力与价值观的事宜，高教女性也有不少是反女权主义的保家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