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明的400年中，世界移民规模和内容曾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有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一个是以开放的海洋文明、殖民开拓和含带资本主义，以外向经济剥削为主的欧洲扩张模式，其典型代表国为英国。另一个是移民内容和目的与前者基本不同的陆向闭关的农业文明中国。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鼓励殖民扩张，支持和藉本国移民占据殖民土地，并以武力取得政治优势，从中取得殖民开发权和财富。反之，陆向闭关的中国农业封建文明因缺资本主义经济开发理念，没有海外殖民意向，仅满足于外邦朝贡的虚荣，但视人民为皇权财产，禁止向外移民。皇权和地主的剥削对像继续停留在国内，以剥夺本土农民取得财富为主。
面积小的英国和广大辽阔的中国相比，两者的国土幅员和人口差异巨大。英国人口18世纪初只有500万人，其后随工业革命快速城市化和物产增长，人口到了19世纪初，已增至900万。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盛世的130年，人口也由8000万，增加到3亿左右。
中国人口大量增长所需的粮食，除了部分归功于从美洲新大陆引进的较耐旱作物，譬如玉米、蕃薯和马铃薯等外，主要靠开辟较贫瘠的荒地或山地种植粮食解决。人口大幅度增加，对以农立国的中国封建皇朝虽说是增添了总人丁财富，但对个体农民来说，却又意味著多山地和荒漠的中国，农业均分可耕地的递减，逼迫不少农民转移到生态脆弱的山区耕作或修梯田，或是沿海地区因出海方便，移居海外。
就对外移民政策而论，陆向内封的中国与海洋外向的英国差异巨大。尽管英国国土既小人口也不多，但300年来英国人外移人口却比中国多出许多。
中英移民迥异
根据学者估计，从1801年到1925年间，中国在海外的劳工有300万到500万人。但这些海外移民以男性为主，大多不带家眷，有一些过了些日子累积了钱便回乡置地养老。反观英国，从1815年到1914年的100年间，移民海外的人数约1500万人，其中不少是举家移民。以英国殖民地之多，英国人选择移民均是气候较为适宜的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南非等地。
中国和英国移民的背后，还具有两个迥然不同的政府政策和对人口外迁的态度。清政府在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放宽了禁止出海政策，但对移民不闻不问，在海外移民地区基本不设办事处为移民服务，更别说尽保护之责任了。反而是西方殖民地政府，在东南亚一些地区设立“华民甲必丹”制度，协助殖民政府管理华侨事务。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移民，除了少数是自由身份，大部分是因贫困或无地而被迫移居的农民。他们在移居地自力更生，靠组织帮会、社团和业缘会馆提供互助和合作功能，以求自保和发展。在毫无政府支持的条件下，许多迫于经济压力向海外迁徙的中国移民，遭受过各种不幸遭遇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中，以历史观和叙事手笔，描绘了五百年来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历史。孔教授展示的重点在于，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地区多是西方列强统治的殖民地，他们是被夹在介于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的中层社会。华侨虽是被奴役的臣民，但他们之中有洋溢中华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商界大富豪和为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等。
这些“华人”与移居地周边的殖民统治者和土著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被视为外来者的华侨需要了解他们并与他们共生共存，间中有竞争也有对抗。
中国移民包袱
但华人从来就不曾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华人始终自视是侨民，附属于原居地的大中华政权。这个政权无论对待他们如何恶劣与不顾，他们仍然愿意无怨无悔的对它表示爱戴和拥护，并在它危难时给予支持与协助，而不求赏赐。
反观英国移民，他们是英国宗主国开拓殖民地的先头部队，为英国工商业全球化发展，提供所需原材料、粮食和市场。与无助的中国移民不同的是，英国移民不但有宗主国撑腰，还参与了美洲的黑奴贩卖和对黑奴在棉花田与甘蔗种植的奴役、对弱势土著的屠杀和驱逐行为，在近代史上写下污秽的一页。就这样，英国移民以武力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没有武力或只有团党自我私斗的华人移民，却只有被人管制和经常受排斥的命运。
说历史是暴力写成的，虽残酷无情，但暴力却无数次的编制了历史的既成事实，这确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悲剧。英国移民与中国移民还有一点鲜明不同的是，英国移民有脱离宗主国、自我独立自主的强烈意愿。反之，中国移民肩负著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包袱，普遍潜意识受中华大一统、文化血统论的深重影响，认为追随中华正统才是正确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异常薄弱。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鲁迅说过中国人（也包括海外华人）的天生奴性。他们纵使是奴，但却不醒悟自己之为奴，还处之泰然，还要面子，和寻求精神胜利 （中国日渐强大的精神胜利）。鲁迅这般严峻的判断，听起来十分难受甚至不能认可，但对我们应有反思的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