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报穷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34岁或以下的破产人数和比例逐年下跌（参见表一），但是从2018年到2022年5月为止，34岁或以下的破产人士占了总数的22.01%或1万152人。
我国破产人数从2020年开始下跌并不是国人的信贷能力提升或收入有所增加，而是政府基于新冠疫情导致民众失去收入，避免破产人数暴增而在2020年“技术性取巧”，修改破产门槛，从5万令吉调高至10万令吉，且暂停涉及破产的法律。惟，这个临时门槛已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失效。
在2017年以前，我国申请破产的欠债门槛是3万令吉。
日前，首相眼看年轻人破产人数继续上升并表示政府正研究提高破产门槛，以防止更多的年轻人陷入破产。
破产不是罚款，不是把门槛调得越高，就能发挥惩戒或教育的作用。政府为了避免增加破产人数而调高破产门槛，犹如雇主为了不让雇员迟到而尽量推迟上班时间，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调高破产门槛非但无助于解决欠债人无法偿还债务的问题，反而变相鼓励更多民众过度借贷。
按破产原因分类（参见表二），个人贷款位居榜首，接著是车贷、商业贷款和房屋贷款等。
申请个人贷款的原因通常是为了装修房子、填补房贷的差价、购买二手车、周转、债务整合，甚至用于结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因个人贷款而破产？
我国统计局去年发表《2020年薪资调查报告》指出，2020年国人的平均薪资只有2933令吉，比起2019年的3224令吉低了9%。若申请5万令吉个人贷款，约11%年利率，7年偿还，每月则必须缴还1200令吉的贷款。
国家银行在2020年披露，75%国人的储蓄不足1000令吉，高达84%国人没有足够储备金以支撑3至6个月的生活开销。
以上述个人贷款为例，每月偿还贷款几乎占了收入的一半，加上扣除其他生活开销后，所剩无几。万一发生紧急事故如失业，也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的话，那么借贷者就很容易陷入破产边缘了。
除了国家银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也有放贷执照。一些无法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者往往转向社区信贷公司借贷。与商业银行相比，这些在房地部注册的社区信贷公司的借贷条件就相对宽松，也不受国家银行监管。
此外，基于信贷的申请便利和支付创新模式——电商平台的“先买后付”，加强了“先消费享乐，后分期还贷”的观念。由于消费金额因分期还贷“变小”了，消费者容易毫无节制越买越多，不知不觉中忽略了本身的偿还能力，最后超过还债能力的范围了。
我国2021年的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89%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邻国，如新加坡（69.7%）、印尼（17.2%）与菲律宾（9.9%）。我国经济近年来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和提升国人的消费能力。当家庭以借贷购买房子、汽车、大家电和电子产品等，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不过，高负债的家庭可能需要削减支出以偿还贷款。这将会拖累经济增长。
提高破产门槛并不会解决年轻人破产的问题。政府应该对症下药，解决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收紧贷款政策，加强国人对财务管理和理财规划的认知以及增加个人收入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