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可说是当代的主要价值之一，不但发展中国家要追求增长，连已上岸的发达国也要追求增长。只是增长是否无限与直线向上的？下一代是否必定比上一代更富裕则颇具争议。
在二次战后，许多新兴独立国在争取到政治独立后，也要发展本国经济，以期有朝一日能达到发达国的生活水平。只是，吊诡的是，起点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收人与财富差距，竟然是在扩大而非缩小。只有少数经济体如韩台新港等，能成功挤入高收入国行列。之所以其原因是复杂的，有直接的经济因素，也有间接的非经济因素，如意识形态与政治稳定与否，或政府是否腐败等。
就经济因素言，基本上包括以下因素：就业人数及其年龄与技能水平；非全职人口的工时；得扶养的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资本存量如储蓄及其善用于生产性投资；自然资源的丰歉及其利用；贸易政策如是开放抑或封闭；市场规模；实用知识与科技的状况；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公共卫生的教育发展程度；人民的价值观，如是否具有很高的物质成就欲望；法制等。
整体上言，上述可促增长的因素若较完备，其经济增长会更高。只是，一般而言，增速的高低则会出现阶段性变化，而不太可能保住恒定的中高速增长。如1950-60年代，发达国大多可取得近5％的年均增长率。可进入1970年代后至今，增速多在3％以下，只有在特定年度，才可能有3％以上的增长。
当然，这是常态而言，不包括非常态，如历经新冠疫情后的反弹或特别大规模刺激政策。不仅发达国增速递减连许多中高收入国也出现减速趋势，如大马。这就引发了增长是否无限的争议。
增长有极限
早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便曾出现类似争议。如1972年由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出版的《增长的极限》（Limit to Growth）一书，便曾引发广泛的争论，是当时热门的话题。
今天，气候变化也是个热门话题，连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也要提倡节能减碳的经济，还致力于实现能源自足，能源安全与生态环保政策，其节能减碳的积极性，甚至比美国还强。如中国在太阳能与电能车方面便领先美国，真可谓后进赶超先进。中国还提出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口号与指导思想。这里也突显出先进国家未必在所有方面皆是先进的。
就增长速度言，中国当前与未来的增速也应会步上昔日发达国的后尘，由高速转入中速而后进入低速──除非有特别的因素起作用。就增长前景言，《增长的极限》这本由麻省理工学院专家集体创作的著作认为，增长是有极限的。书中从5个方面认为，盲目追求增长会带来严重灾难，因为地球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5个因素是，人口、生产、污染、粮食生产与资源枯竭。
以人口为例，在1860年，全球总人口只有约9亿，在1900年则增至约16亿，1950年是约24亿，而1990年是约52亿，到了2020年则是75亿，估计到了2050年会达到90多亿顶点。之后才会趋于稳定或递减。
地球承受得了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压力吗？《增长的极限》主张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应停止增长，即主张零增长，今天有不少生态环保主义者也呼吁零增长，甚至有者提出反增长主张。
对于粮食短缺论或资源枯竭论，也有不少人提出相反意见，特别是科技乐观论者。科技乐观论者认为，穷则变，变则通。当人类碰到瓶颈时就会寻找对策，突破困境，如只要化石能源价格过高，再生能源就有发展机会，且一旦再生能源发展到一个足够大的规模，价格就会大跌。
伸言之，目前再生能源尚不流行，是因为规模尚有限及传统化石能源价格还不够高。这是种价格与规模决定论。就粮食短缺而言，人类其实还可以向海洋要田，充份利用海洋的潜能或者是发展纵向的农业即多层建筑物内搞农业。约言之，船到桥头自然直，末日论不可信，即便是气候变化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如俄罗斯与加拿大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可利用土地。
除了科技方面的争议外，增长与反增长或零增长还涉及了社会文化方面。有些文化精英或社会学科的学者认为增长具有双重性与悖论性，如美国的社会学者朱丽叶施尔（Juliet B. Schor）在其《天生购物狂》、《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与《过度工作的美国人》等书里便认为，美国人那种为消费而活的生活方式不合理；不但损及生态环保也损及生活素质与人生意义，甚至会搞到债务缠身。
有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储蓄率大幅下降，更甚的是破产者也日增。如1970年经合组织国（OECD）的净储蓄在净国民收入的占比是13.8％，到了1990年便掉到8.7％。美国则是从9.1％掉到2.3％，甚至平均每70户中有一户申请破产。这是种非理性的消费。人生有几何？人生究竟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人生而工作，还是为了消费而工作？
这种非理性的过度消费，不仅消耗太多资源也使人失去了人生意义。当然，这是具有争议性的价值论战。有些人提出小是美或提倡自愿简朴的另类生活方式，以便救地球也救自己。只是总体上言，过度消费依然是主流，这也有其吊诡的一面。
节约的悖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代经济是依靠消费来驱动的，只有从大手大脚花钱，甚至是浪费，经济才动得起来。若人人自愿安贫乐道，经济就会死气沉沉，进而影响到增长与就业。也就是说，节俭会造成不景气。这个理论称为节约的悖论。同理，经济不景时，政府不但收入会减少，支出还会增多（因为得救济失业人士等）。
当代经济主流理论便是经济不景气时，政府还应大开水喉，甚至派钱叫人民去消费，如发放消费券。这就引发要救地球，也救人类还是要救经济与就业的两难困境。
从深层的心理角度看，这还涉及了一个攀比赢输或是社会心理压力的无形因素，如许多人要与他人比豪气要住更大的豪宅，更昂贵的汽车。这种竞争性消费或称为炫耀性消费还会生产一种物质性悖论，也就是消费本身成了一种身份地位，为了不输人就得比别人住更豪华的住宅。这本是一种符号性消费，可却消耗更多的物质，也就是非物质的攀比心理会刺激消耗更多不必要的物质。
也有一种情况是，怕输在起跑点，如中国为了鼓励生育，减低人民养儿育女成本，而加强对补习教育的管控。由政府出面管制，可让个人有借口不让孩子补太多习，进而减沙育儿成本。
约言之，增长是否有极限，不仅仅是个科学的论战，也涉及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心理的课题。从国家的层次看，在全球化与盛行排名比较的时代，增长还涉及了国家综合国力、综合安全与政权正当性的事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