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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真是文运（Gerak Budaya）出版社的多事之秋。
先是今年3月捎来创社人张永新获得国际印刷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提名角逐2020年伏尔泰奖（Prix Voltaire）的喜讯。自2000年以来，由他先后成立的文运出版社及信息策略与研究发展中心（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SIRD）素来和不同学者合作，不断为出版和发行具批判性和进步观点的书籍走险，在思想经常受到执政者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箝制、威胁的国度，开拓多一些空间，增加多一些内涵。张获提名委实鼓舞人心。
所料不及的是，因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滥杀事件催化了一场政治正确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并波及文运主办的活动。文运企业原来邀请阿兹里拉曼博士（Dr.Azly Rahman）主讲《马来西亚的种族隔离？教育与反种族主义》，却因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众命攸关”（All Lives Matter）立场而被视为“不正义且有害”，决定取消原定6月13日举行的活动。文运在寄发给主讲人的通知信中，除了有点随意地指控该言论和立场“骑劫”了“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议题外，并没法自圆其说。“众命攸关”如何“不正义”、“有害”，不得其解。
以“平权”之名箝制思想
在美国高等学府执教的阿兹里博士与文运有多次合作的经验。他的七本著作全由SIRD出版，包括《阿拉议题与其他关于马来西亚超现代性的论文》（2013年）、《黑暗的春天》（2013年），《阿拉字眼属谁？》（2014年）、《控制式的混乱》（2014年）、《真主之下一个马来西亚、两极分裂》（2015年），以及《从寄予厚望到破碎的梦想》（2020年）。
难解的是，阿兹里“危言耸听”的四个字，竟然足于让人权律师法蒂雅纳瓦（Fadiah Nadwa）呼吁文运将阿兹里的书籍下架。为何这些书籍表达的中心思想不重要？为何阿兹里平权立场的逻辑不重要？为何阿兹里发言的意图不重要？为何他的言论自由不重要？为何取消讲座、下架书籍对我国言论空间的影响不重要？难道打著“平权”、“进步”的旗帜，就可以充当思想警察，掌控箝制思想、撤销发言机会或平台的权力？
有史以来，宗教团体、从政者，甚至大学都会将一些思想或言论烙上“煽动”、“亵渎”、“道德沦丧”、“冒犯”等标签，作为打压这些观点的理由。但近几年来，西方越来越多学生领袖换上另一套如“恐同”、“恐跨性别”、“仇外”、“厌女”、“白人至上”、“父权”等标签，也做著同样的事情（注：这不表示这些现象不存在）。
不宜简化歧视根源
2016年，加拿大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逊（Jordan Peterson）因反对国家立法硬性规定代名号的使用规范，必须由主体性别认同为准的做法，而被标签“恐跨性别”，以致往后的演说经常遭部分学生团体要求取消。2017年，加拿大硕士研究生兼助教林雪柏（Lindsay Shephard），因在课堂上播放时长5分钟的彼得逊辩论视频作为教材，受到投诉、排挤和纪律制裁，之后选择停学。
同年，美国常青学院生物学教授，布恩特（Bret Weinstein）因不认同学院落实白人不得返校的“全黑人日”，在当日到校时遭学生围堵和围攻，最后选择离职。近日美国哈佛大学著名语言学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因在2015年曾依据声明“警察并未不成比例地（disproportionately）射杀黑人”而遭600馀人以“掩盖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暴力受害者声音的行为模式”为“罪状”，联署要求美国语言学学会撤销其资格。
类似事件在国外层出不穷。这种新兴的“平权”论述，常把弱势群体界定为“受害者”，并把弱势群体的处境，归咎于“白人至上主义”、“厌女症”、“父权主义”等（注：这不表示弱势群体未受歧视，也不表示这些主义不是造成歧视的原因之一，而是表示造成歧视的原因不宜被过度简化，而且这些主义也可以被滥用或误用），而其它替代论述，经常被诠释为上述具压迫性、歧视性主义的各种论述。因此，“众命攸关”并不是相互竞争的平权观念，反而是荼毒思想、伤害弱势群体的观念，于是撤销这些论述的平台，如取消讲座、要求书籍下架，成了正当的行为。
学习容忍异己声音
可是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匀质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文化思想组成的生活环境，因此社会成员常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或想法，而与他人形成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往往复杂而棘手，需要各方不断辩论、尝试寻求共识来解决。在此过程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处理在论述和道德上很棘手的想法、学会和让自己觉得不安的、挑战自己核心价值观的想法相处。如此，社会才有条件进步。因此，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成了一种义务。阿兹里博士的言论，我们再不认同，也应该尊重。
6月30日，文运因为《重生：改革、阻抗及新马来西亚的希望》一书封面设计涉嫌“侮辱国徽”被警察调查，张永新再次成为新闻人物，313本书籍亦全遭没收。此事再次提醒我们，马来西亚的言论空间本来就不大，许多批判性和进步的思想和言论还有赖于诸如文运的企业和书局来推广和扶持。我们需要更多元的声音及更开放的空间。学习容忍异己的声音，将比取消活动、下架书籍更有建设。别让短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牺牲了有限的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