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预算案是否为一个要全民做出必要牺牲的财案？要如何牺牲？增加新税？进一步削减各项福利支出？说到底，不外是从开源与节流两个方面著手。
从支出的方面看，自1970年迄今，除了1993-97期间，曾出现盈余外，大马的财案，均是赤字预算案。它显示出大马的财政纪律有问题。1993-97有盈是因为当时处于高速增长期，以及政府大搞私营化，大大减轻了政府的支出，只是这个私营化也使不少朋党发了横财，也有被讥为私“盈”化（pocketization）。从1998年迄今，则是连年赤字。
从性质上言，大马的年度财案赤字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所谓周期性是说，经济活动有上下起伏的波动，在下行或衰退阶段，政府出手刺激经济，以免陷入停滞甚至萧条困境。自二次战后，政府用增减税收或收支来调节市场经济，已成了主流作法。
这个称为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工具虽是主流手段，可用老了，也难免问题丛生，甚至出现弊端，如197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便是其中一个后果。大马也因自197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以来，政府长期扩张支出，而使政府债务总额在1985-86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以上。这也是后来大搞民营化的背景因素。
各类补贴不断扩大
进入21世纪迄今，依然赤字连年，已不再是单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致，而有其结构性因素，如不断扩大的各类补贴，腐败滥权，钱权谋利，公务员与退休人员队伍的扩大等。权钱谋利如一马公司问题尚可用政权更替的手段来削减，可一些结构性因素如补贴与公务员队伍的扩张则有持久性与高度敏感性，没有莫大的政治勇气与人民的谅解，恐难真正的解决。
易言之，结构性问题不大可能被认真看待，而较有可能避重就轻地去找枝枝节节的方法来应对，如可能增加诸如赠予税（Gift tax）、遗产税、资本盈利税、电子商务税，甚至汽水税等，只是这些都是难起大作用的方法，且利弊互见。
以遗产税为例，大马本有遗产税，但在1990年代取消。香港与新加坡也取消了遗产税，而在美国这个税也走走停停。主因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钱人自有各类方法合适避税或非法逃税，以致抽不到多少税。
此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钝化经济活力与刺激资本外逃的可能。实则，在发达国，遗产税或资本盈利税均非重要税收来源。
支出占比日趋严重
大马财案的最大挑战在于，近10年来，经常（即行政、营运）支出，在整个支出中的占比偏高，且日趋严重。比方说，在2000年，经常开支仅占总支出的约67％（约565亿令吉）；到了2009年，则升到75％；在2018年，更剧增到83.6％，也就是占了总支出2802亿令吉中的2342亿令吉。
在2018年，预计收入也仅有约2399亿令吉，也就是仅仅是经常开支，便几乎用尽了整个收入，也难怪每年赤字额相当于发展开支（即资本支出）。在2017与2 0 1 8年，发展开支均低于总支出口20％，在2018年甚至低至16.4％！
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样的预算分配是有问题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还不是成熟经济体，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与就业机会，以及产业升级。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本发展，哪来未来？遑论什么产业升级。
开支经常节节上升主因在于， 自1997-98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假设其他情形不变，未来会从中速再进入低速，而那时，大马已进入高龄化社会，也就是至少有15％的人口是60岁或以上。
政策制定，包括年度预算案要有远见，不能只是简单的年年难过年年过；混著过将会遗害即将面对的未来，而不仅仅是下一代。
除了增长大幅放慢外，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又大搞重量不重质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许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大专生。这些要求体面就业的大专生因缺乏出路，而逼使政府不得不大量雇用。与此同时，这十多年，公务员不但队伍快速扩大，薪酬也多次上调。这相当程度上也与选举政治相关。因为公务员人数高达161万，加上其家庭成员，有好几百万的票数，政府怎能不讨好他们。
其结果是，公务员薪酬在经常开支的占比节节上升。如在2000年薪酬占了总经常开支565亿中的约160亿，可到了2018年则占了2342亿中的约800亿。在2018年，薪酬与退休金加总起来已达逾1000亿！
激活私人界活力
如何处理这个敏感的课题？ 在1980-90年代，是用民营化来处理，可今天，这一招也不太灵了。因为增长已放慢，民营部门也缺乏活力之外，该民营化的也民营化得七七八八了。一个较平稳的处理方法是，先冻结公务员招请，以及把部分重新培训，转移到不同部门，或者效仿西方国家般，提高退休年龄到65岁。当然任何政策是利弊互见，它也会阻碍新陈代谢。
考虑及现阶段，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政府也不得不走节约路线，以防万一发生全球性危机；只是长期来看，过度节约也会钝化经济，进而限制了财富与就业创造，使政府更缺钱。
结而言之，出路在于激活国内外私人界的活力，以便创造出更多财富与就业机会。简单说，就是扩大经济规模与蛋糕，而不是专注于增加旧税或新税，这是缺乏创意的消极性出路。大马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治与种族因素常束缚了生产性力量的释放，不能摆脱这个困扰，便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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