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首相马哈迪在土著与国家未来大会中指出,土著与马来人得改变其一贯的快速致富心理,勿把政府给予他们的机会浪费掉;否则,政府即便有心扶持土著,也难以理想地完成。

从这个发言中,可以感觉到,老马对土著有著爱之深,责之切的恨铁不成钢的遗憾。新经济政策从1971出台迄今,推行了几十年,可成功者百人中只有4-5人。

这究竟是谁的错?政府还是土著本身?说起来,老马的这个遗憾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他执政时期,便常发表类似言论,以激发土著力争上游的上进心。在其退休后出版的《医生当家》一书里,也在多处重提这事,可说是老调重弹,用心良苦。

何以扶得起的土著相对少?按老马所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善理财、缺乏投资观念、害怕挑战与冒险、爱依赖他人,特别是政府,倾向选择易走的路、重视即时享受等。我想可以用缺乏先苦后甜的价值观来概括。这也是个价值观与政府政策致成的后果。

政府扶持土著的一个通用方法是多给他们工程合约与汽车入口淮证(AP)等,有著颇高不劳而获成份的机会。这种方法易导致坐享其成的寻租与快速致富心理,特别是股权分配更是如此。即然有了坐享其成的快速致富之道,又何必埋头苦干?这是人性。人多是随著诱因(或称激励)而动,有怎样的激励就有相应的行为与后果。不改变这个诱因,恐难出现真正的改变。

欲望是无穷的

进而言之,政府的职责是为尽可能多的为人民提供起码的生活保障如基本的衣食住行、公共医疗与教育等,人的基本需求有限,可欲望却是无穷的。因此政府无法使每个人成为富豪,政府只能尽可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然后在这基础上提供或创造机会,让他们可发挥所长。说得通俗,就是授之以渔(技能)而非以鱼(实物、派钱)。

一句话,政府的扶弱政策应著重提升全民的增值与生产力。低收入人群要的是生产力的提升与自我增值、自我提升。至于能不能致富,这就看个人的努力、价值选择与运气。它与政府的职责无关。政府要人民独立谋生,便应从这里著手,而非误入歧途地为某些人开财路,让他快速致富,养成不劳而获习惯。不改变这些做法,朋党主义、贪污腐败、依赖政府等没完没了的事不会终结。

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已激化了全球竞争,大马也受到这个压力,且公共财政日趋吃紧。在这严峻的条件下,国家要如何扬长避短,而非扬短避长,以加速经济增长,从中求稳定,进而在稳中求更上一层楼,已是当务之急。同理, 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压力下,全民的命运应是同舟共济,而非同舟共挤,以免一起向下沉沦,据此,就应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发展硬道理,切不可重蹈覆辙。

抑制大马潜能

过去几十年的新经济政策,有一种过度偏重静态的财富分配,而非动态的生产的毛病。这个重族际分配,轻效率与创新的路线,严重抑制了大马的潜能,也让台韩等超越大马。日台韩是靠内资与在特定阶段抑制国内消费,积累资本发展,可大马则是抑强扶弱仰赖外资与重视内部消费,其结果也不相同。日台韩能成功产业升级,大马长期卡在中等收入陷阱,也与这个发展路线有关。

实事求是地看, 老马说非土著成功,其实也是有限成功。大马的富豪多是从事传统行业如银行、种植、建筑、通讯、运输等,而少有新兴产业的新富。也因此,大马缺乏新兴与高增值的产业,即便是制造业,也是传统的资源基础,如家具业而非什么高增值的新兴高科技、高增值产业。

日韩台能够升级如高收入国或发达国,关键在于高科技制造业,大马恰恰缺乏高科技制造业,因此难于摆脱中等收入国陷阱,进而引发了诸多争端与政权更替。新希盟政府若要持久执政,当然需从多方面著手,如体制改革、反腐倡廉、良好治理等。实则2018年土著大会也很著重良好治理、反腐倡廉道德价值。就经济而言,创造土著富豪已非关键,关键在于政府要转型为服务型政府,特别是转型为公共投资国,也就是重著生产性投资,特别是让人民普遍具有一技之长。

大马有一个隐忧,高中入学率只有约71%,也就是有30%的学龄学生没有完成12年的义务教育。对此,政府应从实利实惠,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培训,如用母语教学的技术与职业教育。人有多元智能,不同的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长,不爱读书的人可能在别方面有特别智能,因此适才适教是重点。

另外一个关键课题是,老马认为今天的马来人面对一个新的困境,是否要放弃拐杖。若一贯地依赖政府,将使他们失去自主能力,可若去掉来自政府的拐杖,他们又可能被边缘,进而影响大马政府的稳定。因为老马与敦拉萨认为,513事件的根源是,马来人普遍不满他们与非马来人的经济差距。

出路在于改变思路

就此点言, 我想出路在于改变思路。马来人占总人口约56%,另外东马土著也占约13%,共约69%。就选区而言,马来人也占了多数,故即便马来票三分天下,国会依然会是马来人占最多数;外加上行政、军警等均是马来人占绝对多数,故不必担忧非马来人会对其造成威胁。除非有人要挑拨,不然马来人没有理由没安全感。

在这前提下,掌权者应放开手走唯才是用,释放生产力量的制度与政策,进而为全民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有了增额的财富与就业,政府税收会随之水涨船高,更有能力为民服务,提供更佳的公共投资与基本福利,从而促成皆大欢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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