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的经济现况如何？最近，国行总裁莫哈末依布拉欣在《2017年国行年度报告》发表会中说道，2018年大马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5.5-6％之高；马币有可能走强，而出口也可能达到8.4％的增长率等。总的来说，给人一种乐观的感觉。
此外，他也提到，大马人感到生活负担加重，起因并非消费税，而是大马人的薪资水平低，且薪资增长率赶不上物价上涨。总的来说，有一半工作人口的月薪在约1700令吉以下，在大都市如吉隆坡，月均收入没有2700令吉（单身）是不够用的。若是一家四口，还得有6500令吉才够。因此，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观收入的就业机会便成了当务之急。
大马的经济增长率与出口能否保持高增长，应该说尚言之过早。在2017年，大马可取得5.9％的增长率与18.9％的出口增长率，主因在于2017年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如美、日、欧盟出现同步增长，进而刺激了出口取向国家的出口增长率，如韩国、大马、中国等。
资产泡沫危机
只是也应看到，这个同步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学界一般认为，2017年的同步复苏是种周期性的复苏，也就是经济因某种原因，如2008-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而偏离其正常的长期发展趋势时，总会在一个时期后，回归到其应有的趋势。
就此次危机与其复苏言，有论者认为，在性质上言，这是一种由资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资产负债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是以需要时间来修复这个资产负债表，以便刺激投资与生产力。
只是，主要经济体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尚未根本改善，如美国虽已收回量宽（QE）与加息，可欧盟与日本依然走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此外，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也再度刺激了资产升值，特别是股市的市值早已升得太高，房地产价格也回升到2017年的水平。
当利率正常化累积到一个高度后，会否再度引爆资产泡沫危机，是许多人引以为忧的。与此同时，不论是发达国或新兴市场的公共债务，企业与家庭债务，均有增无减，这都抑制了生产性投资与长期的可靠复苏。
至于国际贸易，虽然2017年出现了全球贸易增长率快过经济增长率的趋势，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18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与发动贸易战，后果难料。这个逆全球化动作是有可能加剧，从而钝化全球贸易量。
就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大马言，这是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便美国不具体针对大马，可大马已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环节。
物价易升难跌
中美贸易战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大马得慎重考虑的。进而言之，这个贸易战会否引爆全球金融债务危机也是很令人担心的。实则，全球总债务已在2017年高位积累到近230兆美元（897兆令吉），远高于全球生产总值的77兆美元（300兆令吉）。
至于近年来大马人感到生活负担节节上升是否由消费税引发，颇有争论。应该说这个生活成本压力的高涨，是多重因素致成的，如马币贬值引起进口型通胀，且物价上涨通常有粘性（stickiness），即易升难跌，即便马币对美元汇率回复到3.8，已涨了的价格也不易同步下调。
此外，补贴合理化也长期掩盖了这个被压抑的价格。伸言之，一旦被人为地压抑的价格，被释放出来就会引发通胀，而消费税（严格来说应译为增值税VAT，而非消费税，因为在中国与欧盟消费税是指对烟、酒、化妆品等奢侈品的征税），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活负担。若否，又何以出台的消费税已增加联邦政府收入？显见，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于GST虽说全球已有近150个国家在实施，可具体内容也有差别，就大马来说，把征税门槛设定于一年营业额50万令吉是造成民生困苦的主因之一。
此外，在新加坡，GST的门槛是新币100万（约300万令吉）。显见大马至少也应把门槛设在150万令吉或以上才较合理。
表面观之，GST是6％，可对于中小企业言，其实际成本远高于6％，而这些成本最终也会转嫁给消费者。就小企业言，GST不但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与行政成本（如购买昂贵的软体与请专人处理）也冲击到他们的资金周转。若把门槛从一年50万提高到150万，相信会起到颇大的减压作用。毕竟小企业的营业项目与民生最贴近。
GST钝化内需
实则，从长期来看，GST也会钝化内需，虽然它也有促进出口的作用。美国会长期出现贸易逆差也与美国实施GST有关，因为GST是不适用于出口商品与服务的，故有抑制内需促进出口的作用。
就大马人薪资水平低与增长缓慢一事，这也与生产力增长慢相关，而大马则长期面对低技能、低生产与低增值经济活动的问题，若不解决这个3低生活水平是难以改善的。
同理，只要普罗大众的薪资难以提高，GST的税率迟早会节节高升，因为大马财政的根本问题是1400万工作人口中，只有约150万人的收入水平达到课税，进而使联邦政府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占比偏低，约13％，在美国则是42％。外加上福利政治化、政治福利化与公务员庞大与福利上升；这个财政会形成长期的恶性循环，终而冲击到经济活力。不论变天与否，这个困境均不易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