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马的经济增长为5.9％，远高于2016年的4.2％。主因之一在于2017年大马的出口旺盛，特别是制成品（如电子电器）的出口。这使得出口成了推动增长的3大动力中的主动力。
这里也突显了大马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大马是个高度依赖国际经济的开放型经济体。从出口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角度看，出口通常可占到GDP的约70％，这个偏高的占比，这也使大马成了全球第25大的成品出口国。
在1987-1997年大马的年均增长率高达约9％，主因之一也在于投资与出口，当时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均高达双位数，可之后，便跌到单位数。由于出口不振，投资也随著下跌。
从事低增值活动
这里也突显了大马经济的一个特征即在推动增长的3动力中，投资与出口占了更突出的位置，而消费则较不突出，只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投资与出口乏力，消费的作用便相对上升，其结果是家庭债务占GDP的百分比节节上升，一直升到2016年的近30％的高危水平。对一个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言，这是一个不利因素。
因为，这显示大马出现了过早脱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不良现象。在2000年，制造业在大马产业结构中，占了约30％，可之后便跌到2017年的约23％，这也是大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
历史地看能成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均是靠高增值制造业实现高收入的（除非是油气盛产国）。大马虽是个高制成品出口国，可惜的是出口中，在本国增加的增值低，通常不到单位产品价格的25％，也就是主要是从事组装、包装、测试的低增值部份。
这个低增值活动决定了大马人的一般收入难以大幅升高。深层地看，这也与大马大多数员工缺乏技能与生产力相对低相关。
同舟共“挤”阻碍前进
这也是何以虽然2017年出口高增长，可一般上国人没有实感的主因之一。据此而论，可以判断大马须解决这个3低（低技能、低生产力与低增值经济）方可能出现可持续的大幅增加收入的目标。若只是单凭用强制性的提高最低薪资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特别是在这个向下竞争而非向上竞争的斗廉价、斗减税、斗货币贬值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大马要如何转型升级，提高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品质？首先，大马人，特别是掌权精英得放弃族群输赢论的百分比心理（Percentage Mentality）。这是个著重实力与实利的区域化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或城际竞争，日趋激烈，若一国的全民不能同舟共济，而是一昧搞内耗性的同舟共“挤”，结果只会使少数既得权益者受益，而损及全民的利益。这种同舟共挤心态与政策正是阻碍大马前进的最大阻力，是大马潜能难发挥的“短板”。
其次，公共政策应著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与货畅其流的。只要根据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原则发挥这“四尽”，才能进一步释放生产性力量。据此，公共政策不但要注重实绩，也要让教育与培训政策和发展阶段与需要结合，做到学有所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长期以来，大马便存在一个严重的学非所用的失配现象，也就是，一方面是市场长期缺乏适用人才，可公共教育又培养出大量学非所用的人力，不但造成资源浪费还逼使政府大量扩大编制雇用剩余人员，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个财政负担又使政府加征各类税收，增加人民与经商成本，削弱竞争力与钝化增长。
国内投资环境差
更严重的是大马的政治生态致成了大量寄生阶层，这些非生产性的寄生阶层，不但增加了政府负担，人民与经商成本，也削弱了国家整体竞争力。不除掉这些寄生阶层，就很难培养足够的国内外竞争与创富创业的创新力。近10年来，大马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大马的对外直接投资，竟然超过外国对大马的外来直接投资，显示国内投资与经营环境欠佳，连国内的官联公司，也积极于海外，而非国内投资。
做为一个享有策略性地理优势及国内基础设施还不太坏的发展中国家，理应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才是。其实，大马国内的储蓄率也颇高，可占到GDP的约30％，并不缺资金，只是许多资金均流入快速致富的房地产，而非生产性的产业。
从产业形态言，大马也缺乏产业集群（cluster），更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这个特征也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大马虽有不少大型官联公司，可惜均是传统型的种植、建筑、金融、通讯、银行类行业，缺乏带动中小企业的带动力，致使大马无法善用区域化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弥为可惜。如何有效改革，带来改革红利，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