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来的几个月会举行大选，不少人相信10月27日的预算案，很可能是大派糖果的民生预算案。之所以，这几年来纳吉政权不但出台了节流的补贴合理化政策，也敢敢出台开源性的消费税（增值税），外加上令吉的贬值，经而引起怨声四起，若不在相当程度上抚平这些怨言的话，难免会危及政权。
只是也应看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羊毛最终会出在羊身上，大派糖果后的财政负担最终依然得从人民身上拿回，差别只是在时间上不同而已。其实，依笔者所见，只要没有搞货真价实的根本改革，长远来看大马经济虽不至于在短期内出现危机，可长期来看，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易真正改善的。这是由大马经济的性质与结构所决定的。
国人生活水平下降
实事或具体地看，自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经济便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且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也没出现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普罗的收入不会有大幅的实质增长，其结果便是，个人所得税在总收入占比（约13％）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此外，一贯以来，联邦政府高度依赖油气的收入，即便是在油气收入占总收入约35％的时期，预算案也是年年赤字。当这个收入占比从35％掉至15％时，其对财政的压力可想而知。
政府虽说，合理化补贴，特别是消费税以抵消油气收入，可别忘了消费税会纯化增长，特别是在普罗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实则，若与1990年代相比，当前大马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可说是不升反降。因为一般薪资水平大体上停滞，可一般物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却涨了又涨。在一涨一停间，就拉长了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说白了就是薪资贬低与货币贬值。
在1987-1997年高速增长期间，大马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来推动增长，可进入1998年后则是靠内部消费。可这个内需也到了内虚的阶段难以为继，如公共与家庭债务已剧升。当一国债务升到一定高度后，借债务来推动增长的手段便会失效，特别是增长速度也放缓的时候。
大马会在1998年后依靠内需，主因之一在于脱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工业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便倒退，是种过早倒退。这也是投资与出口大幅放缓的结构性因素。
内卷化现象
当工业不振时，就只好转靠农业与服务业，可大马的服务业大多是增值不高的低增值服务业，无助于有素质的转型与升级。易言之，这几年来的转型其实也是多是形式上从工业转入服务业，但其中含金量并不高，也就是有形缺神，量变虽有，质变不多，是种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
所谓内卷化，是说一国的增长主要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或资本来推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技术升级、创新提高生产力等高含金量的能量来推动。其实，这也是何以普罗薪资没有显著提高的根本原因。它使大马大体上成了一个低收入高生活费的经济体。高生活费是因为补贴被合理化了，与此同时税务负担却增加了，如消费税。
至于低收入，其根本原因在于，一般上言，大马是个低生产力、低技能与低增值的经济体。这个三低致成了低收入，而低收入又限制了政府的收税能力，使得个人所得税占比难以显著提高。个人所得税不能显著提高，只好另谋出路，如加强对公司或专业人士的追税。
长远来看，大马要改善公共财政还得从生产力、就业人口的实用知识与技能，以及提高经济活动的层次著手。可这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改变与配套才可能实现，且不是短期内可实现的。外加上由于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如年轻人因为学非所用，失业率较高，进而政府不得不雇用他们，可这又增加了财政上的负担。
不仅如此，由于生活费高涨及党际竞争趋向更激烈，朝野就更要讨好公务员，使公务员能得到更多好处，这自然也逼使政府得更积极追税。到最后依然得由普罗来承担这个增加的负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行政支出节节高升
据此而论，这次的预算案即便是表面上是亲民或亲公务员的，可它实质上未必会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技能与经济活动的层次，无助于在根本上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终而变成举新债还旧债，最终把问题留给后代。
历史地看，自1970年迄今，除了1993-1996年，大马的年度预算案均是赤字。可以说这也是许多国家的常态。在1993-1996年会出现盈余主因在于民营化，也就是政府把许多亏损累累的公共企业关掉。因1970-80年代，大马大搞官僚社会主义，与民争利，可又把重点放在控制经济与资源分配，而非做强经济与重视生产。
其结果便是1980年代中期，联邦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比今天的约70％还高。其中，有约17％为政府担保的或有债务（contingent liability）而非直接债务。今天大马的经济依然主要操控在政府手中，如上市的35家官联公司，便占了市值的约40％。
除了长年赤字外，近年来的趋势是总支出中行政支出占比节节高升，以至发展支出节节下跌。之所以，公务员支出与养老金占比节节上升是主因。这就形成一个消费多、投资少，未来没有回酬的趋势。另一特点是除了正式与实际预算案常出现差距，而追加部份也多为消费性而非投资性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