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联盟在上周末举办了一场“爱国锄盗”大集会，行动本身没有创造新的话题和目标，以致媒体和大众当下的关心点只有两个：一是集会的出席人数，二是红衣人集会发起人嘉玛是否如期到集会现场卖鱼。最后，嘉玛没有来，鱼档开不成，集会人数也远低于反对党的预期。警察没有干扰，集会顺利完成，但一切依旧，行动没有激起群众对政治改革的热情，这仿佛预示了，接下来的全国大选注定是难打的一仗。
马来西亚的民主路走得波折，在近年的起起落落间，政治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传统的民主化理论里有一种讲法，根据过去欧美的经验，随著国家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快速膨胀，继而形成为一股稳定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就是，当社会形成一物质充裕的阶层，他们也就更有追求民主，或是更准确的说，是追求议会民主或选举民主的条件。
选取文化中保守部分
那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是否就如理论中所言，成为推进民主化的重要动力？在“爱国锄盗”大集会的前两天，刚巧有一场名为“中产阶级能否拯救马来西亚”的论坛。马来亚大学的戈梅斯教授（Terence Gomez）提出不一样的观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历程，异于民主现代化的论述，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不一定是处于正向关系。
反之，在亚洲国家里，领导者刻意地把民主与发展放置在对立的关系，他们强调，一个强大的政府，更能有效地带来经济发展。不管在大马、印尼和新加坡，这些经过工业化而累积资本，摆脱战后贫穷的国家，走的是一套“具亚洲特色的民主”道路。
这种“亚洲价值”在不同国家，不同的领导人下，发展出不一样的诠释：马哈迪强调在马来传统里，服从权威与避免争执的价值；而李光耀在新加坡，便把国家的价值结合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传承与集体和谐。
马哈迪就有一句名言：“如果国家生产总值每年超过10%，谁又会在乎人权呢？”诠释虽有差异，但他们都选取了各自文化中保守的部分，以利于威权的管治。至于“公民权利”、“制衡公权力”、“三权分立”等所谓西方概念，便得不到同等的重视，也未能成为国家的价值。
反对党理念模糊
在这样的治国理念下，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不在中产。民主运动也许有中产阶级的参与，但他们不会成为主要的推手，他们或许会站在学生、青年与社运分子的背后，青年学生才是变革的真正动力，像在亚洲首先推翻独裁政权的菲律宾，或是紧随其后的台湾。
那马来西亚的中产在哪里？戈梅斯教授提到在1999年，烈火莫熄后的那场选举，原本是很有机会为国家带来重大的改变，但，当时许多以城市中产为主力支持者的反对党领袖，如林吉祥与已故的卡巴星，他们都在大选中败北。城市中产不受澎湃的政治运动所左右，唯有在经济危机出现，他们才会大规模的走出来，像2013年的大选，城市中产已经透过选举和其后的黑潮集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愤怒，事实上，反对党联盟在2013年的大选推出的政纲也以中产为主要号召对象。
而且，除了中产已出来表态以外，马来西亚已经具备了许多实现民主化的条件，包括执政精英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但是，政权并没有因此而分崩离析，反倒是反对党联盟的合作关系，始终没办法给予人民信心。戈梅斯教授说这也是他身边的中产阶级圈子常问的问题：反对党联盟的执政大理念是什么？全盘的政策是什么？他们能否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来管理这个国家？要是土著团结党能成功赢得多个议席，马哈迪会否回归巫统？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前景固然迷茫，而反对党也未能对累积已久的问题，提供出路与展示解决的决心。在1970年代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当初的原意是要借此保障国民能共享现代化下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到头来，却变成一个市场为本、企业为先的所谓“平权”方案，而政策执行至今，遗留下的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而在土著内部的贫富差距更是明显。
如何把差距拉近，让在最低收入的40%（B40）家庭脱离贫穷的处境，这才是当下最急需处理的问题。所以回到来，关键问题不在于改革的中坚是不是中产阶层，而是反对党联盟能否回应以上的问题，来重新凝聚人民失落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