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邵宝辉的新书《走马观华》，是2010-2016在大马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一个“业余收获”。
期间，由于受《东方日报》时任助理总编辑黄金城先生邀请开设专栏“走马观华”，于是一发不可收，发表时评类文章近百篇。由一个中国人开设专栏，断断续续从2012年到2016年，时间跨度有四年之久，即使在作者后来赴美访学的一年中，也没有完全中断。
这在大马华文报业史上或许是个特例，至少在《东方日报》史上是第一次。可以为中马友谊搭起沟通的桥梁，也可为未来的进一步合作提供基础。
这些文章内容涵盖大马政治、社会、文化、种族、宗教、教育、传媒等诸种领域，唯因兴趣与知识背景之故，经济一类较少涉足。作者自说是“走马观华”，谐音“走马观花”，其实并非泛泛之观感，而是下了功夫，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思考。单就视角而言，除了有中国角度即第三者的角度，冷静观察，还能以大马华人“在地化”的角度。可说既有旁观者的疏离与清醒，也有入乎其内者的同情与理解，时有独到与启发的观点。
部分篇章被引用
据了解，这些文章伴随《东方日报》广泛接触到西马大量华人读者，同时也在东马《诗华日报》刊发，在砂拉越与沙巴与读者相遇。而《东方日报》网络版发布以及其他网站如“佳礼新闻”转载后接触更多的网民，个别文章在一周点击率排行榜上还曾经名列前茅（如《为何英语教学水平低落》、《入阁：马华的险棋》）。
说到进一步的影响，有些篇章被大马本地相关部门使用，如《马六甲的魅力》出现在马六甲州行动党网站；有的（《华教症结不只在教育部》）则被中国国内网站如中新网、侨网转载；有的（《装在套子里的马来西亚》）被新加坡文献馆收录。显然，这些文章确实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能够与当地读者产生互动，并在更加辽远的母国引发共鸣。
而现在去看，本书定格历史立此存照，为大马本地读者提供“整体”借鉴之外，也足以充当一般读者的向导，供给希望了解大马尤其华人状况的人士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
我曾4次到马来西亚访问、交流，洽谈合作。去过吉隆坡、槟城、新山、亚罗士打、马六甲等地。为河北大学与马来西亚的理科大学、理工大学、北方大学、彭亨大学、吉隆坡建设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等建立合作关系做了一些联络、沟通的事，在好友李彦龙先生的帮助下，先后把河北大学近三十名教师送到上述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媒体影响非同小可
而我在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15年多之后，也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改去主持河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去做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跨文化交流研究。追溯起来，最早萌生搞跨文化交流的念头，还是起自当年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之行。
上述二国，作为原马来亚成员，有很多相似处，尤其多元文化及其包容性更是如此，除了族群人数比例有所不同（大马以马来人为主体，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之外，两国相似度较高。在同华人交流的时候，虽然评价各异，但说起马来人的平和与包容，大家还是普遍认同的。
作为从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的一位教师，本人深感媒介对人的影响非同小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言不虚。在地球村时代，国家、族群、文化之间的隔膜、摩擦甚至冲突此起彼伏。除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因素以外，跨文化交流滞后，相互隔膜，重视从媒体上认识世界而忽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式的深入对像世界去感受不同文化，是一个普遍现象。
人们变得没有耐心，不屑于了解陌生的对象、陌生的世界。而在媒体上，真正从人文关怀情怀出发，不带偏见地去“以同情之理解”去报道母语文化以外的世界的作者，如今似乎也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在跨文化沟通方面看，人们常常习惯于从自己的习惯、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甚至判断是非，不愿意倾听对方，没兴趣理解对方的文化，不想从对方的处境、立场考虑问题，于是，摩擦与冲突便此起彼伏。
注重“理解”价值
马来半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没有马六甲海峡也便没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所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马来西亚是无法绕过去的重要存在。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多元化社会建设，也有许多重要的经验值得研究。当然，大马华人作为“在地”族群，他们的感受与视角，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时，宝辉还在大马学习，接著是赴美国访学。归来后被中心聘为研究员。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中心的成立，初衷之一就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交流与沟通，让中国了解西方以外的伊斯兰世界，让伊斯兰世界更熟悉、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近三年来，通过国际会议、互访交流等合作形式，发挥了高效智库应有的作用。
记得在一个研讨会上，我曾说：跨文化交流的要旨是“理解”，忘了这点，交流的意义会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今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让地球村民通过“同情之理解”达到“懂你”之境，从而走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之路。
本文摘录自《走马观华》。
